穿袈裟的政治家——活佛的故事

遇随而安

　　在皇帝特使要求下，仓央嘉措被迫脱得一丝不挂，被来人上下左右仔仔细细打量个遍，心中的羞辱可想而知。使者终于鉴定完毕，却留下一句不咸不淡模棱两可的话：“这位喇嘛是否为五世达赖喇嘛转世，我确实不知道，不过嘛，他确实具备做为圣人的全部体征。”说完他扬长而去。随后拉藏汗便正式废黜了仓央嘉措，他事先征求过班禅的看法，但班禅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推说应该请护法降神才妥当。

　　不久之后，拉藏汗宣布青年僧人益希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而民间一直传说他其实是拉藏汗的私生子。五世班禅不得不第二次为“六世达赖喇嘛”授沙弥戒并收其为徒，由于藏族僧俗仍对仓央嘉措念念不忘，因此这件事造成了相当大的争议，也给班禅的名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康熙皇帝专门派使者向班禅询问这位新的“六世达赖喇嘛”的真伪，班禅不得不出面为他的新学生辩解，答复说益希嘉措并非冒牌货。

遇随而安

　　公元1706年，仓央嘉措在押解进京途中死去，黄教群龙无首暗流涌动。为了稳定动荡的西藏局势，身为黄教第二大活佛的五世班禅于公元1713年被清朝正式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这是个梵藏满三语合一的词汇，“班”为梵语“班智达”，印度佛教中精通五明的大学者，“禅”在藏语中意为“大”，“额尔德尼”则是一个来自蒙语的满语词汇，意为“珍宝”，相当于藏语中表示活佛的“仁波切”。“班禅额尔德尼”也代替了此前固始汗授予的“班禅博克多”，成为以后历代班禅的正式称号。

　　朝廷宣布，班禅额尔德尼的待遇按照达赖喇嘛的标准执行，也就是说二者地位相当，这标志着原本由蒙古人创立、只在黄教内部有效的班禅活佛系统，终于获得了中央王朝的正式认可，以及皇帝本人的强力支持。康熙此举无疑是想在达赖系统之外再扶持一个平等的活佛体系，以在必要时实行对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达赖独大带来的不利因素。从那以后，起码在法定层面上，黄教有了达赖和班禅两个并列的教主。

　　然而，所谓平等，也仅仅停留在法定层面上而已。

遇随而安

【第一部 日月争辉——达赖与班禅】


　　《三、兴聚》（上）


　　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清朝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向皇帝提交了一个有关西藏黄教发展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截止当时，达赖系统有3150座寺庙，班禅系统有327座；达赖系统有302560名僧侣，班禅系统有13670名；达赖系统有121438户农奴，班禅系统则有6752户。

　　从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比如按照这个比例关系，无论达赖还是班禅，他们的一户农奴平均都要养两名以上的僧人，而当时西藏一共不过百万人，因而即使算上自由民，平均每三个藏人中也有一个是黄教僧侣，如果再加上其他教派，僧侣的比例无疑更高。鉴于黄教戒律森严——尽管具体执行起来仍有诸多问题——僧尼严禁嫁娶，当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不再繁衍（其实也不绝对，因为僧尼还是可以还俗成家的）的时候，西藏的人口数量始终停滞不前，也就是一个可以想像的事实了。

　　此外我们更能看出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势力的对比：寺院方面，两者的比例接近10：1；农奴方面，两者的比例提升到了18：1；而在最为重要的指标——僧侣方面，两者比例竟然高达22：1！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两个势力对等的集团，达赖的力量无可置疑地远远强于班禅。

遇随而安

　　如此情形不由让人感慨万千，因为仅仅十年前的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五世达赖和他的师父四世班禅都在世），据统计黄教僧侣当时一共只有三万五千人左右，其中约两万六千人属于达赖系统，九千人属于班禅系统，双方数量对比还不到三比一，虽称不上势均力敌，但起码是分庭抗礼。我们也不得不再次感叹，四世班禅果真是难得的牛人，在他那位无比强势的学生眼皮底下，老活佛仍为班禅系统拿下了将近26％的份额。

　　短短十年间，黄教整体增长高达900％，而其中班禅系统却只涨了50％，其余的增长都是达赖系统贡献的。即，达赖系统的黄教僧侣份额由74％提升到超过95％，而班禅系统则由26％下降为不到5％。很显然，如果统计无误的话（事实上，鉴于该统计是由达赖喇嘛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并上报的，出于可以想像的原因，达赖方面甚至很可能隐瞒了己方的部分力量），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遇随而安

　这份报告产生时，七十岁的五世班禅喇嘛已是风烛残年，进入了其生命中最后的五个年头。做为一个僧侣和佛学家，这位老人不仅合格而且成绩十分优秀，但做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表现却离及格线很远很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班禅系统的发展之所以大大落后于达赖，从内部原因来说，其根子就出在五世班禅身上。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他输在了起跑线上，尽管四世班禅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个人性格来看，也许是早年达赖系统的压制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五世班禅凡事忍让很少出头。废黜仓央嘉措后，拉藏汗本想让自己的师父代替达赖，因而处处刻意凸显抬高班禅的地位，但班禅对此却模棱两可，重大事项从来不主动表态，对弟子过于丰厚的赠予也婉言谢绝，搞得拉藏汗很无奈。

遇随而安

　　班禅做的几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也都是被动而为，比如他应拉藏汗请求，收了后者新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为徒并为其合法性向清廷背书，这些举动无疑大大损害了班禅在黄教僧俗中的形像。期间，尽管获得了清廷正式册封的“班禅额尔德尼”尊号，不过班禅的声望并没有多少提高，反而可能有所下降。

　　利用西藏民间对拉藏汗的不满，公元1717年，准噶尔名将策凌敦多布（即大策零）奇袭拉萨成功，内外交困的拉藏汗兵败被杀，立国四分之三世纪的和硕特汗国灭亡。凑巧的是，大策零当年曾在扎什伦布寺出家，也是班禅的徒弟，对他相当尊敬，准噶尔人将拉萨三大寺洗劫一空，对扎什伦布寺却秋毫无犯，大策零甚至还将大量庄园和百姓赠给师父。

遇随而安

　　为了驱逐准噶尔人，清朝组织了第一次远征军进藏讨伐，却在公元1718年被大策零于哈喇乌苏（位于今天西藏那曲）全歼，除四百人被俘外几乎死亡。得知消息，五世班禅紧急向大策零派出使者，要求徒弟刀下留人，终于保住了俘虏们的性命，后来在班禅的争取下，绝大部分人被释放——西藏史书写道：“为了班禅活佛长寿，（准噶尔人）最终放他们各自回家。”对此，清廷显然不无感激。

　　据记载在准噶尔占领期间，五世班禅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过许多西藏官员和各派僧侣，使他们免遭杀害，比如拉藏汗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就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免于一死，仅仅被准噶尔人囚禁起来。尽管这样，与占领军合作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班禅方面最多也只能用“曲线救国”之类的托辞来解释。

遇随而安

　　尤为不巧的是，五世班禅竟然与后人公认史上最有做为的三位达赖喇嘛中的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中的一位前面已多次提过，四世班禅的学生同时又是五世班禅的老师、被藏人尊称为“伟大的五世”的罗桑嘉措，而另一位则是五世班禅的学生、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仓央嘉措死后，藏地僧侣宣称在今天四川的理塘找到了这位不幸达赖的转世灵童，他就是后来的噶桑嘉措。黄教僧俗信徒坚持认为，这孩子才是仓央嘉措的真正化身，并不承认拉藏汗自立的那个达赖喇嘛。

　　为防止拉藏汗的迫害，噶桑嘉措从幼年起就随父亲离开家乡到处东躲西藏。来到青海后，他们立即被不满拉藏汗的青海和硕特王公们奉为上宾，后者特意于公元1715年晋京为噶桑嘉措请封，并斥责拉藏汗立的达赖是假货，上奏康熙要求纠正。皇帝随即写信向班禅征求意见，五世班禅的答复是，拉藏汗立的是正品，噶桑嘉措是赝品。但这个结论显然无法服众。青海王公们宣称要对西藏发动圣战以护送真达赖回拉萨，最后在支持拉藏汗的清廷武力干涉下，才不得不偃旗息鼓。

遇随而安

　　不过，康熙并没有为难噶桑嘉措父子，反而命清军将他们迎到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加以供养保护并赏赐颇丰。公元1717年，准噶尔名将大策零在偷袭拉萨的同时，派出一小支军队秘密潜入青海，试图抢夺达赖灵童，但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准噶尔突击队根本无法接近噶桑嘉措，这场阴谋最终破产。

　　康熙终于下了决心，要将藏人心目中的教皇——达赖喇嘛所能发挥的价值最大化，为此他精心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彰显这位年幼神王的号召力。驻扎西宁的清军总司令十四阿哥、大将军王胤祯随即代表皇帝，宣布承认噶桑嘉措的合法地位。噶桑嘉措也马上向藏区发布了自己的宗教谕令，要求各地全力配合清军行动，并号召蒙藏各部族的黄教信徒们，立即发动针对准噶尔侵略军的全面圣战。

遇随而安

　在各地藏人的大力支持下，清朝远征军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夏解放拉萨，赶走了大策零。同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七世达赖喇嘛一行终于抵达拉萨，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五日，黄教高层就迫不及待地在布达拉宫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坐床（相当于继位）典礼，让外人看上去颇有些急不可耐。

　　至此，自仓央嘉措于公元1705年被废黜，经过十五年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达赖喇嘛登上了西藏最高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