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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冯先生家中每天都要经历一场抢夺战。
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放学回家就捧着手机:查资料、与同学视频聊天、沟通作业……而冯先生一看见女儿捧着手机脑子里就闪现出“网瘾”“玩物丧志”“诈骗”“黄色网站”“近视眼”等词语,每个词语都代表着一种对女儿可能产生的伤害。
所以,冯先生总是不时地把手机搜走,而没多久,女儿又会因为某种原因把手机要回来。一个晚上来来回回好几次,原本愉悦的家庭气氛不见了。
相信冯先生家上演的这一幕在现代家庭中并不少见。
“我们的家长基本是读写文明,也就是纸质文明时代走出来的。”不久前,在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当天举办的“超越个体经验的家庭教育研究”高层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新蓉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家长是电子时代的“移民”,而家长眼中的“熊孩子”则生长在电子时代,是电子时代的原住民。生长在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冲突?
矛盾不可避免,更让人感到迷茫的是,有效解决这个矛盾的路径完全看不清。毕竟,整个社会也是刚刚从漫长的读写文明走来,如何在电子时代生存不仅是摆在父母面前,也是摆在专家和所有人面前的课题。
但是,教育不能等,尤其是家庭教育,近些年各种教育理论都在反复论证着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它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众多专家在论坛上各抒己见,试图寻找突破口。
变革带来的不安定让父母更加焦虑
其实,每天在各个角落上演的类似冯先生家的战斗,只是一种表象。背后是社会变革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改变,这个改变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细胞——家庭,而且影响相当深远。
“我们平时的生活非常安静,可是,只要女儿一回来每天总会有陌生人上门送快递。”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说。与这种改变一同到来的是“家庭功能、家庭性质的改变”。郑新蓉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说明。
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小小的屏幕,里面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信息,还可以解决很多以前只能在家庭中才能完成的事情,比如吃饭。
过去,吃饭是一个家庭最温馨的时光。现在,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通过一块屏幕单独跟外界建立起联系,“妻子也可以不回来了,丈夫也可以叫外卖”“原来的孩子需要妈妈搀扶着学走路,现在有专门的专业机构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社会生活的变革使得家庭功能弱化的同时,带给成人社会的是更多的机会和风险,很多人一下子有了新的职业,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
“家庭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是一叶扁舟,脆弱,但是也在不停地焕发最原始的力量让自己强大。”郑新蓉教授说,在创业、就业、失业的多重压力面前,父母更是迫不及待地希望孩子通过好的教育,获得一份“不下岗”的工作。
无数人都说当今的父母很焦虑,当我们站在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种焦虑不仅来自“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或喜好“攀比”的劣根,它更来自对稳定生存的渴望。
家庭教育不能停留在概念上,要可操作
“现在独生子女父母的状态是这样的:就像两只鸡生出了一个蛋,看着这只蛋就是不知道将来能孵出什么样的小鸡,所以充满了焦虑。”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丽颖说。
正如专家所说,现在的家长是内心充满焦虑,行动上不知所措。“我们的家长都会说希望孩子幸福健康快乐,这些都是概念,很多概念是有操作的定义的,要从概念上升到可操作的层面。”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说。
当概念不能转化为相应的具体的操作时,往往会出现相反的效果。
自女儿上小学后,芦咏莉每年都会利用假期让女儿在少林寺参加一段时间的武术训练,同时参加武术比赛。芦咏莉希望通过这种艰苦的训练,女儿能在各方面得到提升,同时感受那种通过努力而有所收获的成就感。
不少带孩子参加这种训练的家长也说自己的教育目标跟芦咏莉一样。不过,当面临比赛时,家长们的反应就出现了很大差距。
比赛开始前,一个孩子的家长就开始分析局势:“我们这个组特别不巧,这样就不容易拿冠军”“这样分组不容易拿到金牌”,比赛结束后,孩子果然没有拿到金牌,非常沮丧。这时候家长又开始安慰孩子:“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是为了金牌来的。”
这样的安慰显然不起作用,“他们内心的东西已经在最日常的交流中暴露了。”芦咏莉说,很多家长都学会了跟孩子说:要重视过程别太在意结果,其实家长们只是拿来了这个概念,并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做。
所以家庭教育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拧巴”的现象:家长嘴上说不看重分数,实际上孩子考好了就物质奖励,考不好就一脸阴云;家长嘴上说尊重孩子的个性,实际上会参照别人家孩子给自己孩子报课外班;家长嘴上说都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所以,很多家长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了,但是所培养出的孩子与公认的社会标准有着较大差距。
郑新蓉介绍,在她参与的一个研究课题中显示,社会上参与儿童教育的公职人员对孩子作出的评价与家长自己对孩子作出的评价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比如,家长们最不满意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参与儿童教育的社会公职人员则认为孩子的脾气秉性方面的问题最多;家长认为孩子创新能力欠缺,而参与儿童教育的公职人员认为孩子的社会适应性最欠缺;参与儿童教育的社会公职人员认为孩子们缺少责任心,研究显示家长们实际上对此并不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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