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序

秋泓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了什么样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又在何
种程度上以怎样的特点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人们为了认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为了
认识这些精神产品过去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现今仍在产生的作用，曾力图从浩瀚无涯
的文献海洋中，列举出十几种、几十种以至上百种著作，以表明它们在广袤的空间和漫
长的时间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影响，从而增益智慧，明确抉择，启迪新的创造。尽管这种
以有限的列举比之于无限的存在，可谓沧海一粟，具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
人们渴求了解精神的历史、智慧的积累之愿望的一对形式。历史证明，人们对于这种愿
望的追求，是始终存在、持续不断的，可以说它本身也是精神的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的编撰，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它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书，上起先秦，
下迄清末，包含哲学、历史学、科学技术、医学、地理学、军事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
按照传统的文献分类，其中清初以前的著作，多出于经、史、子三大部类。中国历史悠
久，而其文明之发展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史书作为这一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记录，在
100种著作中占了将近半数的位置，恰恰是上述特点的最有力的明证。
综观其他各类著作，则不独反映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且也显示了中国文明
内涵的丰富性，尽管它们还没有包含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品和灿烂的文物文明在内，
但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从分类学的观点和历史传承的观点来看，这里所列举的100种著
作，要完全避免重复与交叉，显然是困难的。
　　经文与注疏之间有这种情况，经与史之间有这种情况，独立的著作与合辑的著作之
间也有这种情况。它们或是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因而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并影
响着历史的进程；或是各从不同的方面对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种重复与交叉，却也反映出悠久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丰富的文明内涵中的联系性。
这里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书，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于这个问题作总体性的综合考察与阐述，远非本书所能胜任的。退而言之，即便是就
其中某一类著作来说明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困难的。本书编撰的目的，
是在对它们作简要评介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作综合评论的价值取向。尽管本书是一本通
俗性和知识性读物，但它或许有利于读者增强这种评论和思考的兴趣，从而丰富和提高
对于中国历史上之精神产品及其历史作用的认识。诚然，当我们说到这些书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文明发展内涵的丰富性时，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这种
综合评论的价值取向。但是，归根结蒂，这种综合价值具体体现，却又不在评论而在于
这些著作本身及其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举例来说，从《五经》、《九经》、《十一
经》、《十三经》及有关的注疏不断被确立为国学的过程中，从《三史》、《十七史》、
《二十四史》一再被确认为“正史”的过程中，从历代皇朝屡屡颁发各种农书、医书的
敕令中，从封建皇朝的不断发展和全国性地理书的反复编纂过程中，从思想家们对于天
与人、义与利、物与我、道与器、有与无、名教与自然、形与神、天理与人欲、心与物、
理与势等哲学范畴的长期论辩中，人们便有可能逐步估量到它们本身及其对于历史影响
的综合价值，并有可能从长阶段的历史发展上全面评论这个综合价值的得失。
　　自秦汉以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人
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也确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本书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著作，尤
其是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曾经产生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每一位读者思考和研
究的。以史书为例，我们可以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中，看到它
们都记述了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多民族活动的史实；从《史记》、《汉书》以下，历代统
一皇朝的正史，是如何反映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面貌。我们还可以从《魏书》、
《周书》、《辽史》、《金史》中，看到分裂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的历史，同
样被庄严地列入正史；可以从《辽史》、《金史》、《元史》的记载中，看到《贞观政
要》、《资治通鉴》等汉文史书和经书，是如何受到重视而被译成契丹文、女真文、蒙
古文以广为流传、诵习的事实，等等。这表明，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对中华民族发展
中的历史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书，作为思想和伦理的集中反映，对中华民族共同
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三
年（1183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
《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
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金世宗的认识和做法，足以
表明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字书，即所谓小学之书，主要是关于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专门
著作。这门学问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汉文化的扩散、
传播，有非常巨大的作用。《隋书·经籍志》小学类著录《鲜卑语》字书多种，《宋史
·艺文志》小学类著录《蕃汉语》一种，说明古代史家在文献著录上也并不仅限于汉语
言文字的专书，同样反映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意识。《辽史》所附《国语解》和《金史》
所附《金国语解》，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
　　以上所举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本书所列举和评介的
100种著作，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带有共同性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言在书中，意在
书外吧。这100种书中，于1840年至1911年期间问世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但也约略
反映了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强、寻求改革和革命之路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呐喊作用。
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至少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的世纪里不是封闭的。自汉唐以下，
它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断向外扩散；这种扩散的积极后果之一，是推动了欧洲历史
走向近代化的历程，这是已经有了定论的。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不独是日
本，也包括被黑格尔一再赞颂的欧洲沿海国家。本世纪初，当中西文化交流浪潮兴起之
际，德国人利奇温于1923年出版了《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朱杰勤译，
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指出早在18世纪，中国文化已深深地影响着欧洲的年轻一代。
他认为本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如何，这是欧洲史上东亚第二次在精神上与西
方的接触”了。作者的历史观点固有不少可议之处，但他是一个切切实实认识到中国文
化对欧洲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人。如果联系到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的兴起，我
们或许会进一步加深对于我们本民族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话，似已

超出了本书主旨的范围，但确也是顺理成章，不得不写下来的。

秋泓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三国志》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
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
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
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
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
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
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
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
—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
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
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
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
《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
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
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
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
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
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
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
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
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
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
寿彝先生说：
　　“《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
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
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
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
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
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
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
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
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
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
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
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
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
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
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
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
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
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
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
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
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
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
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
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
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
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
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
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
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
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
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
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
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
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
代的需要。
《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
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
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
“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
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
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秋泓

“式规万叶，作鉴于后”-《宋书》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 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 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 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 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 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 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 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 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 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 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 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 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 “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 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 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 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 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 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 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 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 《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 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 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 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 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 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 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 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 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 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 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 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 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 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 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 《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 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 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 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 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 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 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 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 （《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 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 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 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 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 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 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 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 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 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 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秋泓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梁书》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 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 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 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 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 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 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 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 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 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 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 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 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 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 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 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 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 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 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 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 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 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 《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 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 《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 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 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 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 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 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 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 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 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 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 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 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 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 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 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 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 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 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 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 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 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 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 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 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 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 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 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 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 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 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 突出一些。

秋泓

“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魏书》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 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 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 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 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 （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 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 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 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 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 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 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 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 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 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 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 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 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 《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 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 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 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 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 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 （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 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 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 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 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 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 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 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 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 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 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 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 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 《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 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 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 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 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 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 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 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 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 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 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 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 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 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 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 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 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 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 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 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 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 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 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 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 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 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 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 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 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 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

秋泓

“旁征简牍，意在摭拾”-《周书》

《周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它的成书与初唐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有着密切联系。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 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 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 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 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 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 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 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 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 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 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 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 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作出了由萧瑀等人 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 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 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 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 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 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 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 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 太宗又作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 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 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 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 的。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 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周书》的修撰有一个很大困难是文献资料缺乏。除隋朝牛弘的18卷《周纪》之外， 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著作可供取材了。而《周书》却以材料丰富见长，可见令狐德棻搜罗 材料的功夫下得相当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 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是有说 服力的。 　　《周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继承了《汉书》、《宋书》的优良方法，收录了很多 当时的重要文献。在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以见到周代授勋之典。 《苏绰传》中载录六条诏书和《大诏》全文，可以考见周代创制之事。 　　《宇文护传》记其母子相寄的书信，今天读来，其母子的真情也催人泪下。《王褒 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这些文 献的采录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周书》所记史事范围广阔。从纵的方面看，它的记事仰包西魏。对于西魏时期的 政治、军事大事，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在魏澹所撰记述西魏历史的《魏书》佚失之后， 《周书》对魏史的记述，更加宝贵。从横的方面看，从宇文泰控制西魏到建立北周之时， 北有东魏、高齐、南有梁、陈，在48年时间里，有6个政权先后或同时存在，史事错综 复杂，头绪纷繁。但《周书》却能很好处理这些关系，把几国的大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赵翼对此最为赏识，他说： “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 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 此书法之最得者也。”（《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 《周书》所记史实详尽，还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 　　萧詧是梁武帝萧衍的孙子，初封岳阳郡王，因援助其兄湘州刺史萧誉，被梁元帝萧 绎逼迫，遂在襄阳自立为梁王，后在江陵称帝，建立起后梁政权，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 庸，历三帝33年后灭于隋朝。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可姚思廉的《梁书》不载其事， 造成历史记载的一年缺失。《周书》特立《萧詧传》，补充了当时的重要史事，这是很 妥当的。 　　《周书》和《魏书》、《北齐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 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 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这三部史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 这三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与《三国志》、 《后汉书》里所记鲜卑族历史加以比较的话，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 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这个记录是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发展进步， 和他们同汉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伟 大过程的一个缩影。 　　《周书》同当时修成的其他各史一样，对记述文人有特殊的兴趣。他不但详记了王 褒、庾信等文学家的事迹，所记史学家的事迹也比较详细、具体。如对西魏史学家柳虯， 记下了他提出的修史后即在朝廷公布，以杜绝曲笔现象，及时发挥劝戒功能的重要建议， 也写出了柳虯直书宇文泰废黜西魏废帝的过错并当朝宣布的史实。这对于史家励节励行 是有促进作用的。 　　《周书》在行文叙事上能够做到繁简得宜，文笔简劲，反映了令狐德棻深厚的史学 功底。 　　《周书》在撰写中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它同许多正史一样，把农民起 义诬为寇乱，对帝王将相却尽力粉饰、美化。书中还反映了作者较深的门阀观念，在讲 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作者津津乐道：他们当时的荣盛，没有人比得 上，现在称道门阀，也首推八柱国家。可见门阀观念在作者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周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 祖杜杲，在北国原无突出事迹，《周书》勉强为其它传。后梁傀儡皇帝萧詧被美化得 “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原因就在于他的孙子萧瑀是当朝宰相。今狐德棻还在书 中对自己的先人加以吹捧。这类问题在唐修五代史中普遍存在，但《周书》表现得明显 一些。另外，《周书》在材料考订和编排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周书》流传到北宋初外已经残缺，大约有5卷全缺，有3卷缺少大半。现经后人辑 补，大致恢复了原书面目。

秋泓

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 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 《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 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 “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 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 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 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 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 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 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 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 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 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 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 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 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 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 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 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 《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 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 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 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 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 　　《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 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 　　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 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 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 “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 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 　　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 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 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 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 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 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 　　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 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 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 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 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 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 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 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 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 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 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 　　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 《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 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 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 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 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 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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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 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 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 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 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 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 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 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 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 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 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 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 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 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 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 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 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 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 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 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 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 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 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 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 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 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 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 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 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 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 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 “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 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 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 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 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 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 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 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 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 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 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 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 “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 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 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 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 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 《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 　　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 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 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 《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 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 不如它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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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合璧，备一代之典”-《旧唐书》、《新唐书》

二十四史中有两部记载唐代历史的著作，按两书完成的先后，分别称为《旧唐书》 和《新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的官修史书，当时叫《李氏书》。到宋朝，因欧阳修、宋祁 等人编修了《唐书》，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旧唐书》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200卷。 　　早在后梁、后唐两代，就已经开始了搜集资料、编撰唐史的准备工作。《旧唐书》 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历时4 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 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 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 唐书》题为刘昫等撰。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 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前 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 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 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唐代 后期的史料则较少，只有《武宗实录》1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史》主要是抄录唐 代史料成书，所以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繁杂，《历志》、《经籍志》的记述 仅至玄宗时代，列传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很多。此外还有一人两传，同一篇文字重复出 现等现象。《旧唐书》比较粗糙是它的重要缺陷。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的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 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 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 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 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 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 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 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 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 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唐书》虽然在史料 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 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新唐 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 本来面目。相比之下，《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 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 正史。 　　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 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褒贬或从于新意”，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 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新唐书》是由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编撰的。 全书由纪、志、表、传四部分组成，共225卷。 　　庆历五年（1045年），宋仁宗下诏开局修《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年）最后完 成。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 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 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 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 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 　　《新唐书》所依据的史料，除了《旧唐书》外，还有一些当时重新搜集到的文献以 及碑刻文字。宋祁为唐朝后期人物立传，就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 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 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细。《新唐书》史料来源比《旧唐书》多，这 是它的主要成就之一。另外，它的诸《志》内容也比《旧唐书》丰富得多，不少记载补 正了旧书的缺误。 　　与《旧唐书》相比，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 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 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 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 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 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 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 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 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 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 　　《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史记》创造了表这一形式后，只有班固《汉书》 有表。《新唐书》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 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以后史书的编修也有很大影响。 　　《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 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旧唐书》与《新唐书》互有优缺点，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两部书就互有 褒贬，就史料价值看，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秋泓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通鉴》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 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 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 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 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 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 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 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 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 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 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 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 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 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 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 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 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 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 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 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 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 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 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 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 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 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 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 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 （《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 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 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 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 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 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 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 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 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 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 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 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 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 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 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 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 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 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 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 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 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 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 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 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 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 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 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 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 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 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 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 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 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 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 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 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 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 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