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马洪山踏月斜

红菱

策马洪山踏月斜

——陶铸在大洪山的抗战岁月

刘永国

     

         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与大洪山有比较深的渊源关系，共产党在大洪山地区乃至鄂中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他和李先念是最早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在大洪山地区的抗日活动，始自1938年底，持续两年多，直到1940年5月奉命奔赴延安。大洪山一直在他的心中，几十年后，他在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整理自己战争时期的诗篇旧作，刊发《羊城晚报》，其中有两首就是大洪山抗日时期的深情之作。

心系大洪山

         陶铸到湖北后，分析抗战形势，实行毛泽东主张的抗日游击战，他注意上了地处鄂中锁钥的大洪山。

        陶铸，又名陶剑寒,湖南祁阳人，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浦军校学习，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做过兵运工作。1929-1933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领导组建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红军游击队。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这段经历为“文革”挨整埋下伏笔。这是后话。

        陶铸出狱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武汉，参加刚成立的湖北省工委的工作，任湖北省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这时的湖北省工委书记是郭述申。湖北省工委上面有中共中央长江局这个介于延安中共中央与省级党组织的层次。当时长江局的负责人是王明、董必武等。

        这时，国共合作已经达成，中共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1937年11月，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出面与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石瑛协商，决定以建设厅的名义，在应城汤池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训练班由爱国进步人士、应城汤池农村改进实验区负责人李范一任主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宣传部长陶铸主持日常工作。学员多为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流亡学生及湖北本省进步青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简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及农村合作社业务知识。训练班实质上成为中共培训抗日干部的学校。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止，训练班开办4期，后又在随县均川继续举办临时学校，先后培养了近600名抗日干部，他们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合法身份，分赴鄂中、鄂西北、鄂东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6月上旬， 日军开始疯狂进攻武汉，大武汉保卫战打响。正在主持国共合作“汤池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力量的陶铸，考虑建立大洪山抗日游击基地必须迈出实际步子，他带领汤池训练班部分学员到京山、随县长岗踏勘大洪山,攀山越岭，察看地形，绘制了大洪山简要地形图。陶铸认为一旦大武汉沦陷，大洪山就是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好地方。

      谋划大洪山抗日游击战，陶铸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1938年2月， 陶铸派汤池训练班学员顾大椿、谢威、李蔺田等到京山，开展抗日救亡，发动群众，恢复发展党组织。

       5月，陶铸和李镇、张宜府同志一起由汤池赴京山、钟祥，沿大洪山西麓的丘陵小道，经张家集、长寿店，攀大洪山主峰，放眼大洪山周围的随县、京山、钟祥，了解大洪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风土人情，探察了大洪山驰名的黄仙洞、罗汉洞、仙人洞等3座大溶洞。陶铸－路上绘制了多幅大洪山地形地貌图，他说大洪山及附近的京山、钟祥、随县“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理想的地方。”

      8月，武汉会战枪炮声正紧，陶铸派汤池训练班学员蔡松云等，再大洪山，选择打游击的“窝子”，最后选中京山石板河丁家冲。

        这期间，陶铸与应城石膏矿业建立了联系，在护矿队中发展共产党员，组建抗日游击队，后来与应城县政府进步县长掌握的县武装联合，组建为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简称“应抗”），发展到3000多人枪，编为4个支队。应城沦陷后，陶铸将“应抗”这支党所基本掌握的抗日武装拉到了预选选中的驻地丁家冲，进入大洪山南麓，走向抗日前线。

年轻时的陶铸

从汤池到长岗

        1938年11月初 的一天，风尘仆仆的陶铸走进了大洪山腹地的长岗店，他一身灰布衣，个头敦实，不算太高，面庞微黑，精神抖擞，英姿勃发。

        一个月前，他在应城的汤池训练班忙碌着。1938年10月，大武汉沦陷前夕，训练班内迁到了随县均川镇。这期间，担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粗暴地停止了陶铸和他的妻子曾志在训练班（曾志任汤池训练班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这时，抗日战场正在向鄂中、鄂西北延伸，陶铸不去与王明计较职位，要求到大洪山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曾志和名叫   郑速燕的女同志奉派到荆门工作，正好荆门和大洪山是一个方向，他便和曾志一起向大洪山进发。

        1932年，同在厦门中心市委工作时，陶铸任书记，曾志是秘书长，二人志同道合，真心相爱，由假扮夫妻到真夫妻。艰难岁月的甜蜜夫妻，在夜暗里相濡以沫。

        然而，婚姻家庭往往与政治生涯一起，起伏跌宕。1933年5月，陶铸奉召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不料在王明主导的中央一再延宕见面期间，住在小旅馆的陶铸被叛徒出卖遭逮捕，却反而被王明等诬为有叛徒嫌疑，远在福建闽东苏区的曾志也遭到不公正待遇。抗战爆发后，陶铸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到中共湖北省工委工作。曾志奉命赴延安，却在武汉意外地遇到陶铸，患难夫妻相逢于烽火岁月，二人悲喜交集！

        曾志，又名曾昭学，自小非等闲人，她出身湖南宜章县书香之门，但她17岁就上了井岗山。她和贺子贞，是毛泽东眼里屈指可数的女杰，也是烽火井岗的美丽风景。碾转数年，饱经风雨，一对夫妻被时代的风浪重新卷到了一起。郭述申，湖北省工委书记，想成全一对夫妻，也想要一个能文能武的女干部，出面截留了曾志。曾志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汤池训练班党支部书记。这对患难夫妻一同在汤池训练班工作，又一同再遭王明冷视，一同丢失了汤池训练班的工作。

       11月上旬的一天，陶铸和曾志辗转来到了大洪山西麓的荆门，曾志留在了荆门，她在那里有任务；陶铸则进入大洪山腹地，来到了长岗店。

        这时，大武汉已经沦陷，应山、安陆、应城相继失陷，日寇的铁蹄已侵入随县淅河镇，直逼随县城。华中腹地的古老县份、华夏始祖炎帝神农的诞生地已成为抗战前线。

        武汉失陷后，第五战区收拢从武汉前线退下来的部队，沿桐柏山至随县城再至大洪山一线布防，大洪山东西山麓住满了第11集团军、第22集团军、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的部队；从随县城撤出的随县县署、湖北省第三专员公署及一干人等，一度撤到长岗店。大洪山中原本不到千人的小店，一时成了鄂中、鄂北抗战前线的军事、政治小中心。短时间内，长岗店成了战时的临时县城。

        匆匆的陶铸穿过小镇，直奔东南的一个村子，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鄂中区党委的组织部长杨学诚，他和杨学诚一起又去见了李范一。

        李范一也撤到了长岗，见到陶铸，他很高兴。“陶先生，你离开汤池后，汤池训练班迁到了随县，现在已办不下去了。但汤池迁来的部分教员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另起炉灶。再一个，这里刚成立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是两党合作的军政组织。我想推荐你为政治指导部的顾问。不知意下如何？”李范一想与陶铸继续合作。

        初来乍到，陶铸不太了解“抗敌会”的情形，他征询杨学诚的意见。杨学诚简要地做了介绍：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第五战区在桐柏山、大洪山一线布防后，司令长官李宗仁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批准成立了这一国共双方参加的抗日组织机构，湖北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石毓灵、社会贤达李范一为正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游击总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充任委员和工作人员。委员会的主旨是动员抗战力量，培训抗日游击骨干，指导鄂豫边区抗战。杨学诚建议陶铸接受李范一的聘请，陶铸考虑可以以这抗敌会为阵地和舞台，做抗日工作，便欣然应允。

        石毓灵原是李宗仁麾下桂系军队的军官，当过副军长兼参谋长，抗战开始时任湖北省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宗仁支持他到地方上任职，是为了让地方行政能与五战区的军事行动相谐。这时，国共合作尚处“蜜月期”，李范一提出请共产党的陶铸做顾问，石毓灵虽心中不爽，但也没反对。

        当了顾问，有了公开身份的陶铸，提出开办长岗抗日游击训练班的计划。“蜜月”好办事，李宗仁、石毓灵同意了这个计划。中共鄂中区党委立即调派力量，参与办班——这是湖北抗日史上的“长岗训练班”。

        陶铸目光如炬，抓汤池训练班时，他还另抓了一手：应城抗日游击队。他带学员来大洪山，踏勘地形，绘制地图，提前谋划武汉失守后的大洪山抗日游击战。

        30岁出头的陶铸，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和斗争经验，从汤池训练班到长岗训练班，他已经是驾轻就熟。

临时军校

        长岗训练班选址熊家祠，这是长岗店南面的一个小山村。村子四面环山，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村前村后，山峦起伏，层林叠翠，近村的数十棵古树环抱着百十间瓦屋。瓦屋的主体是有着宽敞厅堂的熊氏祠堂，周围拱卫着村民的瓦舍草房。这里虽然靠近前线，但山遮树掩，闹中有静，便于应对日军空袭和疏散，是战区前线难得的办学处所。

        长岗训练班的教职工，大部分来自汤池训练班的骨干。训练班的主任由李范一先生担任，教育长则是中共鄂中区委组织部长杨学诚。陶铸这时的职务是鄂中区委军事部长、长岗训练班的实际主持者。

        训练班的学员，有湖北省第三专员公署所辖十余县的基层干部，国军的军士和尉级军官、乡村进步青年、流亡知识分子，还有石毓灵派来的负有监视任务的耳目。首期招收了200多名学员，编成军事、政治两个队。各队的队长、区中队长、军事教官、指导员，陶铸精心挑选，让汤池的骨干、进步青年和正直的军官担任。长岗训练班实际上是一所培养抗日游击基层干部的临时军校，国共两党都很重视。

        陶铸主持拟定了训练班教学计划，在国民党当局认可的军事、政治的大框架下，着重讲习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民众动员、山地游击战、战例解析、步兵要领等课程，既让学员掌握抗日游击战的战术要领，同时又从思想观念上、认识上理解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陶铸和教育长杨学诚商量，把这些课程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

        陶铸规划着即将到来的抗日游击战：日军占领武汉后，必图大洪山、桐柏山，保卫鄂西北，需要阵地战，也需要游击战。他担负了多项课程，主讲《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救国十大纲要》、《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的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他用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等战例，激发学员抗战必胜的信念；用华北平原、晋冀鲁山地游击的多种战例，让学员感受游击战的特点，提高组织抗日游击战、保卫家乡、保卫国家的信心。他不仅讲，还注重听，和学员一起讨论问题，回答学员提出的各种疑问，即便是对共产党不了解、有偏见的学员提出的质疑，他也能平心静气的回答，力争团结更多的学员，鼓励他们勇敢地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成为抗日游击战的骨干。

        陶铸在长岗期间，十分繁忙，他白天的时间用在熊家祠，在训练班讲课或带学员野营；夜晚到罗家台村“开小灶”。这“开小灶”是怎么回事呢？是会见大洪山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部分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比较系统地给他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民主政权建设，培训骨干，为开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抗日游击队做准备。汤池训练班时，陶铸带人进大洪山看地形，画地形图时就认为，大洪山是很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罗家台的“小灶”，是长岗训练班的“班外之班”，当时称为“夜学”。经常到罗家台夜学“小灶”听讲的，不仅有随县、钟祥、京山的抗日积极分子，还有来自孝感，应城等沦陷区抗日游击队的骨干。

        陶铸住在大洪山南坡村一位农民的家里，熊家祠、罗家台、南坡村，围着长岗店画了一个半圆，陶铸每天忙碌在这个半圆的3个小点上。有时要忙到夜半，他才踏着阡陌小径上的星月，听着虎啸虫吟，回到南坡村的住处。

        也许，只在这个时候，他才有时间想起曾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夫妻俩同在一山，妻在山西夫在东，各自投入了抗日救亡的紧张活动，分别三个月，竟然没有一封半封书柬。但陶铸知道，曾志在荆门办军民合作饭店、服务社，联络抗日力量，卓有成效。鄂西北区党委巳任命曾志为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且托明月寄相思，大洪山巅的那轮明月传递着两处思念。

风雨抗敌会

        两个月后，大洪山的冬天来了。北风呼啸，雪花乱舞。

        1939年元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限共”、“融共”的提案，国共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大洪山的政治气氛也遭到了寒潮的侵袭。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课程还没结业，石毓灵便匆匆宣布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大都在抗战中发挥了作用。陶铸留下了部分学员，参与组织300多人枪的大洪山农民抗日自卫队。

        这期间还有一件大事，大洪山长岗地带，有个名叫苏少甫的农民揭竿上山，在红军失败后拉起了一支自称红军的劫富济贫武装，啸聚山林，多时达到－二百人。第五战区豫鄂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陶铸设法联系上了苏少甫。李范一也瞅上了这支武装，要他们下山接受改编。苏少甫率部下山后，改编为抗敌会的警卫部队。国民党撤销抗敌会后，苏少甫听从陶铸的意见，将队伍拉到了八字门，将精华交给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余众随苏少甫重回山林，开展抗日游击战。上述“300多人枪的大洪山农民抗日自卫队”资料不详，或指苏少甫部。

        且说送走学员，疏散教员后，陶铸继续留在“第五战区豫鄂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利用“顾问”的合法身份，抓紧时间组织动员民众，布置抗日游击战。特别重视联络与掌控应城抗日游击队，要他们在大洪山南麓站稳脚跟，准备打仗。陶铸在大洪山中的这些思考与实践，与党中央和中原局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这时，曾志仍在荆门，常奔走于荆门与襄阳之间；陶铸惦念着妻子，却没有时间去看她。千般柔情，只在无限思念中。

        这期间，陶铸编写了《抗战三字经》，委托中小学校和抗日自卫队，还有前不久成立的青救会、妇救会广为传播，组织民众念诵，普及抗战理念。五六十年后，大洪山中当时血气方刚的青年，已成世纪老人，还仍能背诵当年的《抗战三字经》：

我中华，是大国，人口多，土地阔，

气候好，物产多，全世界，第一个。

小日本，是近邻，人同种，书同文，

到明治，讲维新，翻了脸，不认人。

九一八，沈阳城，被侵占，东四省，

遭沦陷，我同胞，遭枪杀，受蹂躏。

七月七，挑事端，芦沟桥，战火起，

我将士，不畏敌，勇往前，奋抗击。

蒋介石，剿红军，敌内侵，方惊醒，

国共和，抗强敌，持久战，打到底。

共产党，是救星，她一心，为人民，

八路军，新四军，钻敌后，打游击，

建立起，根据地，三三制，新政权，

打鬼子，惩汉奸，侵略者，心惊憻。

日德意，是轴心，生妄想，吞世界，

中苏英，美利坚，互支持，夺胜利。

        长岗北坡村的墙壁上、门楣上还留下了当年陶铸拟写和提出的标语口号和对联：

万象更新倍增民族生气

三阳开泰激励抗战精神

节衣缩食坚持长期抗战

                                                                           卧薪尝胆实现民族复兴

        在长岗店，陶铸还写下了一些言志、抒情的诗篇，如：

                                                                                     七绝

                大洪山抗日游击

寇深日亟已无家，

策马洪山踏月斜。

风不寒人人自瘦，

拼将赤血灌春花。

                                                                                          七绝

                                                                                     寄怀李范一

垂柳难系涢水东，

烽火漫天敌气浓，

长岗不住斯人在，

仰望高山不见峰。

        这两首诗，倾注了陶铸在大洪山抗日斗争中的感怀。戎马倥偬，解放后，陶铸在广州重拾旧忆，整理发表了当年的诗作。                  

        且说陶铸在长岗店的抗日组织动员活动，石毓灵和一些顽固分子十分忌惮，这些人跑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见李宗仁，说陶铸在长岗“搞延安那一套”。军统情报站也不断地给戴笠报情况。迫于重庆的压力，1939年3月底，第五战区明令撤销“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山中，全民抗战的红火场面遭到了一盆冷水。

        大洪山的三月，草长莺飞，山花怒放。春天里，轰轰烈烈的抗敌会，却被扼杀了。陶铸带了一批抗日骨干去了大洪山南麓的京山八字门，鄂中区党委的同志们，在那里的一个山村等着他。这时，钱瑛已调中共南方局工作，杨学诚接任区党委书记，陶铸的职务仍然是区党委军事部长。

古道热肠夫妻会

        大洪山西麓，滔滔汉水昼夜不息。汉水边，古渡旁，去年秋天，在荆门一个叫做十里铺的地方，曾志与陶铸挥泪相别后，和地下党员郑速燕一起，到了荆门县城。郑速燕的公开身份是荆门军民合作指导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有7个合作指导员，都是从汤池训练班出来的。

        这时，日本侵占武汉、应城后，荆门、钟祥、京山和随县一样，已成为对日作战的前线。当时，李宗仁率领的第五战区，有40多万人马撤到大洪山一线驻防。具体驻防大洪山西麓至荆门县城一带的，是第33集团军的3个军，集团军总司令是张自忠。

        军民合作小组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为抗战出力。具体做什么工作，怎样做，大家心里都不清楚。郑速燕带的7个指导员，都是青年学生，抗日热情很高，但缺乏工作经验和斗争经历。这时，陶铸、曾志受王明打击和排斥，没有具体职务，但郑速燕知道曾志是资深党员，“老”红军，当过地下党的负责人，有主意，有经验，很尊重曾志。

        曾志看起来是个柔美的女子，性格却异常坚毅。1926年，15岁的曾志独闯长沙，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入了党；17岁时，她上了井冈山，为毛泽东所赏识，红装武装她都爱。后来，党组织派她到厦门、福州、闽东做地下工作，她当过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闽东特委组织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在闽东和福霞，她和红军赤卫队一起钻山林，趟山溪，打游击。

        当下，郑速燕与曾志商谈合作指导小组的工作，曾志分析说：现在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撤退转移，大部队路过荆门，正是接触的好机会；多接触，多做工作，可以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准备。

        说干就干，曾志和郑速燕在大洪山西麓的路边办起了“军民合作饭店”，在荆门至襄阳的公路边埋下大锅，烧开水，煮稀饭，方便和慰问过往军人，鼓舞抗战军人的士气。

        军民合作饭店办起来后，曾志成了“老板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来往军人“套熟”。接着，又办了军民供销商店、军民合作运输队、妇女制鞋合作社，尽可能地给抗日部队做一些事情，联络抗日军人感情。

        军民合作饭店等工作开展起来后，影响越来越大。33集团军议论：许多老百姓跑了，这些个年轻人还能做些事情，不简单！

        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也知道了荆门合作饭店的事情，一了解，那个能干的“老板娘”不是别人，是曾任中共湖北省妇委书记的曾志，便派人与曾志联系。不久，鄂西北区党委决定，成立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任命曾志为中心县委书记。曾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后，联系荆门、当阳、远安这些地方半公开、未公开的共产党员，组建了荆门、当阳两个县委。

        这期间，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视察员王昆仑先生来到荆门，经王昆仑牵线，曾志与33集团军政治部建立了联系。

        33集团军有一批军粮，要从沙洋运到荆门汉水一线，当时33集团军正在大洪山西麓的汉水一线构筑阵地，做抗击日军进攻的准备。33集团军军需官提出，请求给予运输力量支持，并讲定运到一包粮（约50公斤）给银元一枚。曾志和郑速燕找到荆门南区党组织，组织农民专业运输队，用十多天时间，给33集团军转运35000多麻袋大米。军队很满意，运粮的农民也满意，他们每人得了十多块银元。

        这时，王翰派人通知曾志，第33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张克侠是抗日进步人士（实际是共产党员），可主动联系他。曾志与张克侠接触几次之后，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政治底色。张克侠向曾志透露，她们已引起军中情报人员的注意，已暗中监视军民合作饭店的人员。怀疑的理由很简单：“曾志那些人，能吃苦，不计名利，很像共产党”。

        1939年2月以后，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悄悄流逝，国民党特务收紧了对共产党的监控。5月的一天，曾志到襄阳向鄂西北区党委汇报请示工作，王翰对曾志说：“你在大洪山西麓做了很多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的队伍，建立与友军的关系。因为你太活跃，太能吃苦，国民党特务盯上你了。组织上已作安排，派你去延安学习。不必再回荆门了。”

        “去延安学习！”曾志恨不能长上翅膀。但她向王翰提出，还得回一趟荆门，公开地打一个招呼，免得特务疑上加疑，对尚未撤退的同志不利。再则，她是和丈夫陶铸一起来大洪山区的，这几个月日夜奔忙，夫妻二人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面，四五个月未能见一面，现在要走，怎样给他一个信息呢？

        这时天气渐热，连日紧张奔波，日晒雨淋，曾志害了眼病，眼睛疼，视线模糊。也许人世确有什么灵异。襄阳治眼疾，意外巧遇从大洪山那一边脱险的陶铸，战火中奔波的夫妻喜出望外。

        为了安全，也为了节约有限的铜板，地下党的同志安排他们住到离襄阳四五十里外的黄龙垱。在这里，王翰托人请了一个老中医，给曾志治眼疾。

         “王翰已通知我，仍去延安。真没想到在襄阳遇到你。”曾志有些伤感。

        陶铸给曾志讲了许多长岗故事：长岗培训班、抗敌会、罗家台夜学、大洪山游击队，李先念、陈少敏、李范一、石毓灵、郑岩平、苏绍甫，合作、摩擦……“这一次，石毓灵邀我开会，却扣押我，多亏郑岩平机智相救，鬼使神差，我才得以在襄阳古城见到你！”

        曾志讲荆门，讲郑速燕、张克侠，讲已赴延安的人物，还讲到了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

        半个月后，曾志眼疾稍好，两夫妻告别黄龙挡，各奔东西。陶铸绕道回京山八字门；曾志辗转荆门、宜昌，安排同志们转移。这时，她们的合作饭店、合作供销社已被查封，关门。

        经随枣地委书记顾大替派人一路护送，1939年10月，曾志到达中共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11月底到达延安。到延安不久，他去看望了毛泽东。

        应城抗日游击队，是陶铸等共产党人在鄂中最早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日军侵占应城后，他们按照陶铸的意见退到大洪山南坡，伏击日军慰问团、袭击日军据点，打了几个漂亮的游击仗，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

        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率新四军挺进团进驻大洪山南麓的养马畈，对党所领导的各武装力量进行整编，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应抗”4个支队中，第1、第3、第4共3个支队与新四军挺进团、信阳挺进队、京应抗日游击队合编成5个团队，共5000兵员，其中有近3000人来自“应抗”。

        整编后的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

        这一期间，陶铸在大洪山还有一些载入史册的事情：

        1939年3月30日，在大洪山南麓一个叫做公安寨的地方，陶铸带领“应抗” 一个中队在富水边的山隘设伏，打死了日本大本营派出的慰问团团长，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

        5月下旬，陶铸应石毓灵之邀赴长岗开会，遭石扣押，在22集团军任职的共产党员郑绍文设法营救，且得大洪山游击队队长苏少甫援手，终化险为夷。

        1040年1至4月，美国女记者在中国女记者安娥（进步作家田汉夫人）的陪同下，到新四军李先念部采访，陶铸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同，介绍大洪山及周围的抗日游击战。

        5月1日，大洪山南北炮火连天，第一次随枣会战爆发，日军后方军力减少，局部空虚。陶铸和总队长孙耀华率“应抗”第一、第三两个支队，从大洪山南坡出发，长途奔袭50多公里，袭击敌人兵力薄弱的云梦县城，歼灭伪军20余人、缴枪20余支、子弹万余发，解救被关押的抗日游击队员和乡民多人，烧毁了鬼子的一座弹药库。

        云梦之战后，陶铸、孙耀华率“应抗”主力转移至大洪山南麓的养马畈、大山头。一个月后，他们迎来了李先念、陈少敏和他们率领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鄂中乃至整个湖北的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自此揭开新的篇章。

        “应抗” 的产生、“应抗”对新四军五师发展的贡献，无疑是陶铸人生的亮点之一。

        5月下旬，陶铸应石毓灵之邀赴长岗开会，遭石扣押，在22集团军任职的共产党员郑绍文设法营救，且得大洪山游击队队长苏少甫援手，终化险为夷。

        1040年1至4月，美国女记者在中国女记者安娥（进步作家田汉夫人）的陪同下，到新四军李先念部采访，陶铸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同，介绍大洪山及周围的抗日游击战。

风雨人生路

        1940年5月，陶铸奉命赴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曾志这时刚结束在马列学院的学习，担任中央妇委秘书长。宝塔山下、延水河畔，这对夫妻第三次团聚，在窑洞里“有了自己的小窝”（曾志语）。

大洪山的回忆，常在延河涛声中。

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的记陶铸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奉命奔赴东北，历任中共辽宁省工委书记，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等职。他领导创建的辽吉根据地，成为东北战场对敌斗争的重要前哨阵地。1948年8月，他调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辽沈战役等解放东北全境的军事斗争。之后，随部队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其间，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大战役胜利后，陶铸同志继续随军南下，先后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工作团副团长等职。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联络程潜、陈部队起义。

        解放后，陶铸先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南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初期，打倒“刘、邓、陶、王”，陶铸被打倒。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

        拨乱反正之际，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陶铸同志追悼大会”，称陶铸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20170616

一个人打酱油

仔细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