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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的人生。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2011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13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10多年，还是这么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22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30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30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30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万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37万人，贫困面从78％下降到1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105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 90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90年后，井冈山全市4000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49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 “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1932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2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30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71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35％。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8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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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1: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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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5:1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