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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新鲜的话题: 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到底该不该公开
这个已经关注了9年没有机会发表的话题我终于还是要说出来了。 2010年10月,笔者去与上海郊区交叉的江苏某市小住。对该市十多个重点新鲜见闻作了浅析,其中之一就是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居委会办事员、部门科员,无一例外的向公众公布电话号码等资料特感兴趣。在该市各级各部门的机关宣传橱窗上,可以随时看到本机关所有干部的职务、责任分工和电话号码;在各干部的办公室门上,可以随时看到该干部的职务、责任分工、电话号码和当日去向;在《xx市黄页》电话号簿上,可以查到所有各部办委局內的各科室电话号码,还可通过互查找到联通、移动、电信等多个跨行业单位间的工作电话号码 。 2012年02月,偶读“乐山老杨”的博客《请问,领导干部公开手机号码难在那里?》一文,文中讲到,有个丽水市,自从推行“干部身份证”以来,全市两万名机关干部的办公室门外,都张贴了办公门牌,上面除了常规的干部照片、身份、职责、是否在岗、办公电话号码等,还公布了干部的手机号码及两个投诉电话号码——一个是本单位的,一个是当地效能办的。市民们不论去窗口单位,还是去机关部门,进门前不仅能在办公室门口先认识办事的人,而且如果办事人员不在,还能打手机咨询、预约。丽水市纪委负责人说“通过‘干部身份证’上墙、公布手机号码,让广大干部增强服务意识,也让全体群众来监督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可见公布干部手机号码难在服务理念上。 2016年6--10月,笔者因公先后去了本市旅游局机关多个办公室、曾都区人民政府某副区长办公室、曾都区何店镇人民政府机关,看到的都是办公门的左上角一块牌子(如下图),牌子上面统一标为办公室里是谁,什么职务、分管什么工作、电话号码、现在干什么(办公、开会、公出、请假)等。两年多了又去看,这些牌子仍在,没有半点形式主义迹象。
2017年11月6日,农村新报消息,利川市委、市政府将该市15名市级党政负责人、28名乡(镇、办)主职干部和27个市直部门负责人的电话号码都向社会公开。这些干部个人手机号码原则上只接收短信,不接听电话,所发短信内容需写明发件人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主要诉求或建议等相关内容。领导干部对所接收短信事项,须在1个工作日内回复发件人。能当日办结的来件事项,应当日办结并回复来件人;不能当日办结的,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来件人办理结果;短期内不能办结的,在7个工作日内回复来件人办理进展情况,并应跟踪办理过程,及时回复办理结果。 2018年06月23日,安徽阜南县委书记崔黎,在接访上访群众时喊话时两个小举动感动了在场众人,一是公布他本人电话号码,表态说问题在某期限内不解决找他,二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即使财政入不敷出,也要办学校,阜南县借钱也要办学校,让广大家长放心。结果这小小的举动被有人拍的短视频火了,群众纷纷点赞这个好县委书记。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有人可能会说,谁都知道的这些陈芝麻烂豆子,摆出来有意思吗?我说大有老话重提的必要。因为在领导干部的工作电话要不要告诉人民群众的问题上,不同观念的人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不应该,他们的理由一是领导干部各有分工,各有自己熟悉的人群,大家都打一个电话,特别是打一把手的电话,还要副职和基层干部干什么!二是领导干部接触人太多,光顾接电话搞不成工作怎么办;三是有故意捣乱的人骚扰怎么办。就是这些观念导致了目前手机号码不敢公开的单位和个人仍然占有一半左右的比例,群众办事时打听不到分管领导的电话,办公室的同志遇到打听电话的先问是谁再告诉,是领导的积极提供,是熟人的尽力提供,是普通群众的最好不提供,是生人的一律不提供,所以在某些地区或单位,老百姓办事难、干部群众沟通难、有的政策落实难。而在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的单位中,专线已成为为民服务的“民生热线”、大数据分析民情的“眼线”和监督干部、倒逼领导干部善作善为的“高压线”,开创了阳光行政、依法行政和群众工作的“新常态”,干群关系融洽,社会压力减压阀得到缓解。难怪有社会学专家评价道:“手机号的公开是当前强化群众观点,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聚集民智强化民主决策,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干部作风,倒逼干部快作为的有效途径,是阳光行政、依法行政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换个角度分析,我市那些已经公开干部手机号码的单位和个人几年来运行很好,并没有听到有什么问题的说法。 公开手机号码是我们党优良作风的传承,也是新时期的一个好举措。不过,坚持公开干部手机号码靠干部,特别是靠主要领导干部的自身政治素养和“人民”意识,也靠党的组织干部、宣传干部的教育发动措施,当然有时还靠纪检干部的督办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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