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为镜照汗青

遇随而安

　　元稹在武昌去世后，白居易仰天长叹，含泪写下祷文《祭元微之文》，对两人多年的交情进行了总结：“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间。”而如今，“六十衰翁，灰心血泪，引酒再奠，抚棺一呼。”痛彻骨髓之感，令人不忍卒读。痛失好友元稹的白居易，和痛失好友柳宗元的刘禹锡，两位珍惜友情的老人彼此之间惺惺相惜，有幸在晚年结成了好伙伴。他俩经常诗酒唱和，还一起跑到退休了的裴度那里去游玩终日，可算是老人家们的赏心乐事，也足以让我们这些为古人担忧者欣慰了。
　　白居易作为文坛泰斗，当时写墓志铭的市场价格非常高。元稹家人请白居易写墓志铭，他自然是义不容辞，但元家事后送给他的“润笔”包括车马、绫帛、银鞍、玉带等等价值六七十万多万钱，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俸禄，在历史上也是很惊人的纪录。白居易几次三番推辞不掉，最后只能收下，转手又全部捐给了香山寺替元稹“做功德”。这篇白居易为元稹所写的墓志铭如今很难找到了，但元稹自己倒是为另外一位大有名气的人物写过一篇大有名气的墓志铭，结果引起了一场的笔墨官司，这就是他为杜甫写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

遇随而安

　　杜甫在湖南去世后，他儿子杜宗武因为家贫而无力按照父亲的遗愿将骸骨迁回洛阳安葬。四十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依然穷困潦倒，但为了将祖父的灵柩送回洛阳，竟然千里扶柩一路乞讨回乡。在路上遇到了元稹，杜嗣业便请他为杜甫写一篇墓志铭，润笔费自然是没有的，但元稹慨然应允。在此之前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道路阻隔，杜甫后期的精华诗作并未能广泛传播，而且流行风气对于杜诗那样沉郁大雅的作品也缺少重视。所以当时之人虽然已经认为“李杜”是第一流的诗人，但并没有给予杜甫与他成就相当的“超一流”的评价。
　　为了写好这篇虽然是免费的墓志铭，敬业的元稹仔细重读了杜嗣业提供的杜甫诗集，惊讶地发现杜工部后期的作品居然已经把《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到了最高峰，而现实主义正是他自己所推崇的风格，这下他算是找到一面旗帜了。于是元稹在墓志铭里感叹道：“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给予了杜甫诗歌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诗圣”的地位正是由元稹奠基。杜工部虽然描述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这一点上他是贾岛的祖师），而伤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但元稹的理解和推崇使得他所有的辛苦在身后慢慢都得到了欣赏和认可。

遇随而安

　　写墓志铭一般都会为死人戴高帽子，要么是因为拿了人家的“润笔”，要么是因为想着“人死为大”那就多说点儿好话。元稹对杜甫的推崇，既不是拿人手短，也不是浮夸溢美，本来是一篇中肯的好文章。可惜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捧了一个人的时候，去踩了另一个人作为对比。
　　今日这段的修正版。感谢朋友们的各种疑问、补充和指正，让错误和偏颇可以更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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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上面那段赞美杜甫的话以后，元稹接着写道：“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楼主看得张口结舌，这个，这个，虽然杜工部确实超凡入圣，但总不能说李白连杜甫的边都摸不着吧？
　　如果元稹踩了李白这个事情还不算大的话，他的死党白居易可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两年后给他寄了一封信《与元九书》，信中写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

遇随而安

　　楼主大致翻译一下意思：世人都说李杜做诗确实算拽了。李白够才！够奇！这方面别人望尘莫及。但论到用《诗经》那种高雅的比兴手法，十首里面连一首都没有，（所以在李白不如杜甫这一点上我赞同你）。杜甫写的诗最多，流传下来的就有上千首，在题材贯穿古今、格律尽善尽美方面，比李白还强些。但是其中类似“三吏三别”这种现实主义的题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切中时弊的佳句，最多占他作品里的三四成而已（他的另外六七成作品就不过尔尔了）。杜甫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还不如他的诗人呢？诗道这样崩坏，连李、杜这样的前辈高人都指望不上了，还是等着痛心疾首的本人来不自量力地扶大厦之将倾吧！
　　用简洁的话总结，就是白居易认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犯了路线错误，只有回到诗经的现实主义风格才是正道；杜甫算是花了小部分精力走在正道上，大部分诗歌还是不靠谱。其实白居易并非责人严、待己宽，他对自己以《长恨歌》为代表的靡靡之音也不满意，说如果将来有人替自己出诗集的话，要把所有与世道人心无补的诗歌统统删去，因为没有保留的价值。
　　楼主认为白居易的出发点完全是好的，像绮丽到有时候让读者不知所谓的齐梁文风确实是价值很小。但矫枉不可过正，乐天想把李白为首的浪漫主义诗歌整个门派一锅端掉，那就出问题了。至于这种私人信件最后怎么弄得像公开信一样人尽皆知，楼主也没明白。总之这两人算是联起手来把事情彻底搞大了，而且引起了很多人的跟风共鸣。这下有另一位诗文领袖看不过眼，挺身而出为李、杜奋起反击。

遇随而安

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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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李白的这首《登金陵凤凰台》终于可以和崔颢的《黄鹤楼》平起平坐，但若论到写黄鹤楼的七律第一，始终公推崔诗。白哥绝对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后来逮住机会又跑到黄鹤楼边借着送别友人的机会写了一首七绝，终于在写黄鹤楼的七绝中拔得千载头筹，这就是小伙伴们都耳熟能详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楼主觉得，以李白的性格，大概不干上这漂亮的一票是绝不会放手的。但是七绝的字数比起崔颢那首七律来少了一半，还不能算是完全的平手，所以李白晚年继续奋发图强，又写了一首艺术水准相当的《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李白因为在永王事件中站错了队，被流放夜郎，就是以前“夜郎自大”的那个遥远国家。经过黄鹤楼时与友人小聚，想起西汉贾谊因指摘时政受到谗毁被贬官长沙，不禁穿越历史长河与这位汉代才子同病相怜。这下他在黄鹤楼上写的两首第一流七绝加起来一共五十六个字，终于在字数上也和崔颢打平了。后来有人将此诗和《黄鹤楼》之句化用而写了一副对联，可称是神来之笔：
　　何时黄鹤重来，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
　　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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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文坛大佬便是韩愈，他对元稹和白居易贬低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观点非常不满，也不认为杜甫的大部分诗歌是不务正业，打算写首诗调笑一番。但因为元、白二人的文坛地位和官场地位都与自己不相上下，而且人家踩的是作古之人，韩愈就算再想打抱不平也得注意礼貌，为了替死人出气直接攻击活人总是不大好。韩愈想了想，如果调笑元白比较过分，那就调笑这方面和他们观点差不多的张籍吧。自己对张籍亦师亦友，又有提携之恩，料得张籍不会生气。于是在白居易写出《与元九书》的一年之内，韩愈就发表了一首长诗《调张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题目虽然是调张籍，目的明显是调元、白，这一招唤作“隔山打牛”。韩愈在诗中热情赞美了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对李、杜不以为然的人则被辛辣地调侃。韩愈在贾岛“推敲”故事里面的表现，完全就是一位谦谦君子，不料对人冷嘲热讽起来也是力量十足。张籍读了此诗，可能觉得韩退之说的大有道理，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干脆烧了一部杜诗，把纸灰拌上蜂蜜以后储存在罐子里面，每日坚持服用，果然写诗的功力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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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比白居易只大四岁，年龄差不多；两人都是二十几岁就考中进士，学历差不多；两人都是部级/副部级干部，官位差不多；两人都关心现实、革新诗文，文学理念差不多；韩愈和裴度、张籍、刘禹锡都很熟，白居易和裴度、张籍、刘禹锡也都很熟，他们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共同熟人，混的圈子差不多。但非常奇怪的是，韩愈和白居易两人的交往非常稀疏冷淡，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主只能猜测也许与这一轮争论有关。
　　这场轰轰烈烈的笔墨官司，韩愈通过历史的长河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时至今日如果论到历代诗人的排名，诗仙、诗圣始终是绝大多数人提起的前两位，可见对于李白和杜甫的认识，韩愈的眼光超越了白居易、元稹和同时代的人。元、白推崇以诗经为首的现实主义风格，但诗人千人千面，诗歌也应百花齐放，不能说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就不符合所谓的“诗道”，更不应该对于杜甫没有每首诗都忧国忧民一番而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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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最早知道李贺，应该是通过他入选课本的那首《马诗》：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诗歌的最后两句发出疑问，什么时候才能为这匹良马披上和它相配的贵重鞍具，在秋高气爽的疆场上驰骋建功呢？其实李贺正是用感叹马的命运，来借指自己的远大抱负和怀才不遇，但他这匹千里马最终也没有用武之地。李贺一生困顿，在诗歌中喜欢写关于死亡、衰老的意象，所以号为“诗鬼”，和他的年纪轻轻极不般配，再没有一位青年诗人的创作风格像他那样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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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贺最有名的一句诗，也是带了“衰”、“老”两字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意思是别看苍天日出月没、光景长新，假若它有情的话也照样会衰老。此句一出，成为很多人的大爱。文人雅士们就以此为上联，看谁对得出绝妙下联。但无论各人如何殚精竭虑，对出的下联都达不到上联的意境高度，慢慢大家就认为这是“奇绝无对“了。时光荏苒，到了两百年后的宋朝，有次诗人们聚会欢饮，大家又聊起了这个题目，座中才子石延年开声缓缓对出一句：“月如无恨月长圆。”

遇随而安

石延年一语既出，众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没人继续想别的下联了。善于砸缸又乐于评人的大文学家司马光说：“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曼卿（石延年的字）对‘月如无恨月常圆’，人以为劲敌。”后来有人更进一步，用李白、李贺、苏轼、石延年的一人一句，拼成了一副对仗工整巧夺天工、意境悠远发人深思的绝妙对联：
　　把酒问青天，天若有情天亦老；
　　举杯邀明月，月如无恨月长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