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在国家治理中起着“润滑剂”“粘合剂”的作用

大常今

汉武帝开启了“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赋予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份，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硬件”方面则“汉承秦制”，沿袭了法家的政治理念。“儒”，为封建统治披上了仁德的外衣，而“法”则强化了专制的尖牙利爪。这种结合，不仅没有像人们期待的，让酷政温情、让严刑柔化，反而因伦理原则向政治领域的机械平移，增大了人治因素，使法制的公正性进一步丧失。
　　“外法内儒”，简言之就是在加强法制的旗帜下，用儒家思想对法制进行再造。随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加强，历代王朝不断将礼法要求注入法律规范，至唐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德主刑辅”的思想也落地生根。一方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道德规范、“三纲”等礼教，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另一方面，某个成员的罪刑也可以放大到整个家族，灭九族、满门抄斩、连坐等酷刑堂而皇之地使用。

大常今

“外儒内法”与“外法内儒”，犹如硬币的两面，本质都是礼与法的结合。但在中国古代，这种结合不仅没能产生现代法治的结果，还在人治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在仁义的旗号下，君主可以任性地大赦天下，可以随时用诏令替代法律，可以随意封赏法外特权。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不断叠加、恶化，“礼”和“法”归根结底都只是统治者约束他人、豁免自己的工具。因而，古代中国只能通过统治集团的格式化、以利益的强行再分配来实现自我调整，从而深陷乱—治—乱的怪圈。
　　今天，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在充分反思古代中国治理思想“前现代化”特点的基础上，在公正民主、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精神的引领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时，注重吸收古代思想合理成分，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发挥道德在国家治理中“润滑剂”“粘合剂”的作用，在不以道德原则替代法治精神的前提下，赋予法律以温度，并覆盖到社会的广阔治理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给我们最重要的现代启示。（夏中南：中国组织人事报社记者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