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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秋泓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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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08:40:45 | 显示全部楼层
    “其言简而要,其事洋而博”-《春秋》三传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
    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
    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
    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
    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
    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
    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
    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
    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
    出17年。
      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
    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
    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
    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
    《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
    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
    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
    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
    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
    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
    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邲(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
    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
      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
    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
    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左传》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
    唐时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均采用杜注。1977年人民出
    版社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内附陆氏《经典释文》的有关注文,改名为《春秋左
    传集解》出版,此为目前最好注本。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
    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
    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
    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
    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
    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
    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
    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
    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
    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
    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
    《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
    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谷梁传》则
    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
    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
    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
    《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
    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
    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
    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
    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
    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
    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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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08:41: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最早的史书-《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
    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
    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
    ·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
    “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
    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
    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
    《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
    《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
    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
    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
    《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
    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
    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
    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
    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
    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
    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
    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
    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
    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
    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
    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
    《尚书》被人重视。
    后来,它就逐渐散失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蹟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
    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
    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
    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蹟所献的这个
    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蹟这部书,认为从文字看,不像周秦时的文
    词。到明清时,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指责梅蹟这部书。明梅鷟作《尚书考异》,清阎若璩
    作《古文尚书疏证》,清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认为梅蹟的《尚书》为伪书。这一
    来,梅蹟的古文《尚书》其真伪,便成定论。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蹟的古文《尚书》
    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
    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
    合编本,共58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
      篇。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
    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
    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
    《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
    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
    《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
    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
    辨。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
    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
    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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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08:41:24 | 显示全部楼层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警世钟》
    “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提出的名
    言。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天华写下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作品,其中尤以《警世钟》、
    《猛回头》、《狮子吼》最为著名。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一本讲革
    命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
    《西行漫记》)毛泽东说的这本书,就是盛行一时的《警世钟》。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他父亲陈
    善,是个贫穷的村塾教师。1901年,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天
    华悲痛万分,决心东渡日本,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1903年3月,29岁的陈天华,由新
    化实业中学资助,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到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1903年秋,天华看到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便撰写了《警世钟》。是年年底,
    天华回到湖南长沙,与黄兴组织华兴会革命团体。
      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事败后,天华再度去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
    天华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并参与制定《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文件。
      当时清政府暗中勾结日本政府,企图镇压革命活动,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
    颁布了一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这激起了8000多留日学生罢课表示抗议。但由于
    当时抗议斗争未能取得团结一致,天华忧时感事,便决心以死来警醒国人。12月7日深
    夜,他留下了近3000字的《绝命辞》等文字之后,于第二天清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
    殉国,时年31岁。
      1903年秋,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未签
    署真名,在题目之上标有“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神州痛哭人著”。《警世
    钟》,全书约23000字,分为30个自然段。它是用这样的七言诗句开头的: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在文言文风行的时代,天华大胆使用白话文,《警世钟》以说唱文艺形式出现,也
    是一种可贵的移风易俗的举动。文章辟头,作者就惊呼国破家亡的惨景即将来临:“嗳
    呀!嗳呀!
      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
    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
    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
    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枪林炮
    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
    世界;……唉!好不伤心呀!”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真是发人深醒!那么,中国
    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民族危亡呢?作者明确指出,根子就在于清王朝的腐败。
      作者又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这块肥肉,正被一群豺狼围住撕扯着、吞咽着,
    中国被豆剖瓜分了;满洲政府已是“洋人朝廷”了。清政府已成为“洋人朝廷”这个根
    本性的问题,这是陈天华最先公开指出的。真是“石破天惊”,这一观点的出现,在爱
    国人士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一种新的觉悟——反封建必须反帝。
    面对列强的侵略,该怎么办呢?作者以炽热的爱国感情,斩钉截铁地指出,必须万
    众一心,齐心杀敌:“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功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
    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
    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
    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
    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
    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天华还引用了古
    今中外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疾呼,要去掉
    “东亚病夫”的称号,全体国民必须注意锻炼身体。因为抗敌必须有强壮的身体、高超
    的技能和勇于报国的精神。
      为了救中国,天华恳切地告诫大家十个须知:第一,“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
    国罢了,一定还要火种。”第二,“须知各国就是瓜分了中国之后,必定仍旧留着满洲
    政府压制汉人。”第三,“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
    能救得中国。”第四,“须知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第五,“须知种族
    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第六,“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
    随他怎样的。”第七,“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
      第八,“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第九,“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
    不可用野蛮排外。”第十,“须知这排外事业,无有了时。”
    作者又提出十条奉劝:第一,奉劝做官的人,要尽忠报国。第二,奉劝当兵的人,
    要舍生取义。第三,奉劝世家贵族,毁家纾难。第四,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
    会行。
      第五,奉劝富裕的人,舍得出钱。第六,奉劝穷人,舍得出力,不怕丢失生命。第
    七,奉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共抵外侮。第八,奉劝江湖朋友,互相联络。第九,
    奉劝教民当以爱国为主。第十,奉劝妇女必定也要想救国。
    书的末尾,陈天华慷慨激昂地说:“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
    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虽然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
    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
    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
    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
      陈天华是中国人昏睡未醒之际,奋起撞击警世洪钟的敲钟人。在他的著作中,他注
    意吸收并发扬了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近代进步思想家的爱国思想,所以,在帝国
    主义面前,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陈天华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比当时一般资产
    阶级革命党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因此他大声疾呼,
    要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而陈
    天华却高举反帝的旗帜,冲锋在前。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如何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是采取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呢?天华主张
    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因为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朝廷”,成为列强侵略中
    国的工具。
      可见,天华的反帝反清思想,在当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真不
    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先驱者、出色的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爱国的进步思
    想家。
      当然,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也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有其时代和阶级的
    局限性。如《警世钟》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还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结
    合起来等不足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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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书》

    “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
                       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
    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
    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
    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
    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
    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
    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
    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
    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
    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
    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
    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
    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
    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
    《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
    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
    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
    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
    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
    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
    “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
    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
    (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
    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
    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
    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
    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
    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
    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
    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
    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
    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
    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
    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
    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
    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
    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
    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
    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
    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
    “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
    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
    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
    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
    “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
    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
    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
    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
    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
    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
    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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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08:42:49 | 显示全部楼层
    “但开风气不为师”-《定庵文集》、《续集》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
    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
    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
    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
    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
    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
    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
    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
    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
    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
    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
    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
    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
    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
    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
    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
    《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
    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
    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
    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
    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
    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
    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
    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
    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
    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
    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
    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
    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
    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
    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
    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
    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
    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
    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
    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
    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
    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
    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
    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
    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
    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
    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
    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
    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
    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
    “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
    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
    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
    (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
    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
    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
    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
    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
    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
    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
    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
    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
    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
    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
    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
    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
    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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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开风气不为师”-《定庵文集》、《续集》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
    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
    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
    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
    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
    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
    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
    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
    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
    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
    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
    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
    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
    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
    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
    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
    《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
    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
    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
    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
    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
    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
    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
    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
    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
    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
    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
    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
    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
    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
    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
    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
    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
    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
    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
    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
    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
    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
    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
    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
    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
    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
    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
    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
    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
    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
    “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
    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
    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
    (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
    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
    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
    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
    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
    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
    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
    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
    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
    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
    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
    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
    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
    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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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08:43:00 | 显示全部楼层
    “但开风气不为师”-《定庵文集》、《续集》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
    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
    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
    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
    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
    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
    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
    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
    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
    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
    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
    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
    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
    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
    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
    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
    《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
    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
    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
    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
    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
    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
    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
    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
    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
    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
    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
    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
    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
    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
    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
    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
    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
    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
    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
    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
    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
    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
    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
    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
    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
    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
    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
    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
    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
    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
    “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
    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
    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
    (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
    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
    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
    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
    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
    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
    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
    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
    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
    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
    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
    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
    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
    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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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08:43:22 | 显示全部楼层
    《焚书》、《续焚书》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
                    盖有两则有对”
      明代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艰难生长的资
    本主义萌芽遭受腐败政治与封建经济的摧残,发展极其缓慢。在历史的发展面临重大抉
    择的关头,地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因循守旧反对改革的传统思想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等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被封建卫道士
    们视为“狂人”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抨击时局,揭露假道学和封建礼教的勇敢
    斗士。
      李贽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64岁高龄时著《焚书》,又称《李氏焚书》,6卷。
    他死后由门人汪本轲编辑成集,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续焚书》,5卷。两
    书收录了这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生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读史短文等,
    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我们研究李贽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
    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
    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
    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
    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
    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
    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
    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
    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
    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
    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
    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
    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
    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
    ·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
      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
    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
    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
    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
    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
    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
    《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
    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
    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
    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
    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
    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
    虎坐衙。
      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
    《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
    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
    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这说明李贽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
    是要维护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与时代的限制,也不可能违背
    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
    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
    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
    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
    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
    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
    “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
    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
    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
    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
    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
    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
    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
    《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
    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以
    “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
    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
    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
    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
    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
    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焚书》卷6和《续焚书》卷5收集了李贽的很多诗歌,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我们
    可从中看出他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又可察觉出他沉湎于佛经而产生的苦闷徬徨。
      《焚书》、《续焚书》是李贽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力作。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
    大胆批判所表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教条精神,启迪与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进步学者,
    对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
    洪水猛兽。李贽也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将著作名之为《焚书》,以后也果然于明
    清二代多次遭焚烧,但却是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李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成
    为后世之楷模,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把他当作反孔的先驱。“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
    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
    正是对李贽与其思想影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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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集注》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至也;物,犹事也。”
          推尽吾之知识,穷致事物之理,是为“格物致知”
    《四书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作者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
    《四书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有
    《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
      朱熹是一位学问渊博的经学家,一生为编撰《四书集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
    从30岁起便开始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下功夫。隆兴元年(1163年),他曾取
    二程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撰成《论语要义》。后又作《论语训蒙口义》,以便于童子
    习学。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又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几家之
    说,加工荟萃,条疏整理,编成《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后改名为《集义》。在
    以上两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改加工,于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了《论语集注》和
    《孟子集注》。因在注释《论语》、《孟子》时,大量引用了二程及他人的说法,故以
    《集注》命名。
      《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
    以注释,并都加了“序”、“序引”,每章之后都进行总括。尤其是《大学》一书,朱
    熹以程颐的《改正大学》为底本,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重新编排了章
    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还按照自己的意思编撰了一篇“格物传”补入《大学》中。朱
    熹对《大学》、《中庸》的注释以直抒己见为主,故名之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
    句》,完成时间是淳熙十六年(1189年)。
      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直至临死前仍在修改
    《大学章句》中“诚意”章的注。真可谓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和作法,非常尊
    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让三者与《论语》并列。他在《大学
    章句》中推论说,《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10章传,是
    “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在《中庸章句》中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总之,儒家之道是由孔子创立,再经过曾
    参、子思传至孟子,形成了这样一个儒家道统。但再往后,这个道统就中断了。直至宋
    代,才出现了河南程氏二夫子程颢、程颐,再加上朱熹自己,儒家道统才得以继续。这
    就将程朱理学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起来,抬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
      《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也颇具深意,将《大学》排在首位,《中庸》次之,而
    后才是《论语》、《孟子》。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初学者应先
    学《大学》,然后再学其他。《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
    了理学之主要内容,所以朱熹特别看重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
    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所以,《大学》和
    《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就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可“至比六经”,或在
    六经之上。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书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治学风格。在文字训诂方面,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力求通达和洗练。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也难免会有错误,后经清代学者加以指出改
    正。朱熹注释《四书集注》,不局限于烦琐的考据,更多的是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原书
    的思想体系,因而,他对古代儒学思想的理解往往比较深入。《四书集注》很重视义理
    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书中的注解对我们理解原书的意思有一定的帮助。但
    朱熹并不是只作诠释文字和解释阐发原文义理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其
    中,有时甚至不惜增加原书内容或改变原书的顺序。当然,在作改动的地方,他都加了
    说明,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肃的。
      《四书集注》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
    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
    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
      如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为:“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
    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
    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这是说,一切事物的属性都是最高的天理所
    赋予的。同样,对《中庸》所提出的“诚”这一概念,朱熹也将其解释为天理的属性,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达到诚,则为“人事之当然”(同上)。
    这就把“诚”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时,《孟子集注》解释为:“此言理之
    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这一
    解释,轻而易举地把原先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阐发为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了。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挥挥洒洒写了143字的“传文”,以补
    原书之“缺”,集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认识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到,而吾心
    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在注解中,他又对“格物致知”作
    了解释:“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尽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
    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在这里,朱熹把认识的过程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格物穷理”,或“格物明理”;第二阶段就是“致知”,推极
    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就认识论来看,朱熹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由
    于他要穷知的并非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而是“天理”,这就把认识论纳入了客观唯
    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之中了。
      《四书集注》还着重阐发了“仁政”思想。如对“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解释为:
    “民富,则君不致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
    也。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朱熹所论民与君之关系。
      完全继承孔孟之仁政思想,与他做官时的为政之道也是相符的。反对横征暴敛、竭
    泽而渔,正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见,朱熹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一分子。
    《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
    作。
      朱熹一生著述丰厚,流传于世者也颇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四书集注》,故《四书
    集注》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注释儒家之书者不下成百上千家,独《四书集注》能长期流
    传,历久不衰。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
    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四书集注》还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
    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
    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
    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
    《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
    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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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08:44:02 | 显示全部楼层
    “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论衡》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
    现存文章有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
    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
    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
    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
    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
    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
    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
    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
    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
    治的“秩序”。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
      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
    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
    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
    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
    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
    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
    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
    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
    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
    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所以,这种宇宙观只能
    是人能利用自然,辅助“自然之化”,但终究不得不听命于自然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唯
    物主义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
    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
    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
    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
    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
    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
    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
    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
    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
    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
    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
    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
    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
    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
    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
    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
    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
    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
    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
    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
    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
    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
    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
    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
    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
    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
    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
    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
    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
    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
    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
    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
    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
    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
    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
    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
    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
    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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