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序

秋泓

《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 　　　　　　　　　　　　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 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 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 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 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 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 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 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 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 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 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 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 （《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 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 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 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 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 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 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 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 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 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 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 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 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 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 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 《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 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 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 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 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 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 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 “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 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 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 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 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 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 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 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 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 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 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 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 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 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 过一定的作用。

秋泓

“天水一朝的辉煌”-《宋史》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 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 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 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 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 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 　（《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 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但因元初局势初 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 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其原因何在呢？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 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 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 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 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 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 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 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 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 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 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 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 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 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 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 《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 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 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 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宋史》修撰的时间是相当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修成后 对它的批评也极多，概括地说，其主要问题是：第一，篇帙庞大，内容繁芜；第二，对 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非失当之处比比皆是；第三，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 考证等方面相当粗糙；第四、事实记载详北宋而略南宋，详南宋前期而略后期，因而轻 重失当；至于史实的疏漏、前后矛盾等则更为常见了。因此易代之后，就有人开始改订， 重修《宋史》，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出现了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删繁就简的；有重点改进正统问题。其中最主要的 有：明代五洙《宋史质》100卷；柯维祺《宋史新编》200卷；王惟俭《宋史记》250卷。 清代陈黄中《宋史稿》219卷、陆心源《宋史翼》40卷，等等。这一风气还影响了我们 的邻国，朝鲜的李算也编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 　　这些改订之作，虽然也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然而没有哪一部能够取代《宋 史》，甚至不能像欧阳修重新撰写《新唐书》那样，即虽不能取代，但也可与《旧唐书》 并行于世。其原因何在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又得从《宋史》的史料价值方面加以 考察。 　　宋代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宏富，官府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官 府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 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 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 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 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政 府完整地接受下来了，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的野史、笔记、 文集等。《宋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它主要依据哪一类的 宋代史料呢？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 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15种志及列传基本来自宋 国史的志及列传；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 的（宋国史无表）。这些史书至今大都已经散佚，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 详略各不相同，因而《宋史》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加上在记载宋代历史各种文献中， 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 广泛而丰富，因而，要一般性地了解宋代历史便不可能离开《宋史》了；众多的修改之 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也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了。 　　《宋史》修成以后，即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以后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均有刻本。 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的标点、校勘的版本。本书吸收了学术界长期以来 的校勘、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极便阅读、应用。 　　宋代文治、武功略逊汉唐，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明、思想的繁荣则远超汉唐， 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天水一朝。而要 了解这一光辉灿烂的时代，《宋史》将是一部很好的入门参考书。

秋泓

“一代贤奸托布衣”-《明史》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 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 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 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 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 《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 者。” 1　　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 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 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 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 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 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 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 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 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 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 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 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 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 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 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 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 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 （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 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 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 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 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 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 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 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 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 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 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 （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 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 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 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 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 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 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 “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 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 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 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 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 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 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 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 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 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 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 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 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 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 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 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 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 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 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 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 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 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 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 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 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秋泓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 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 —《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滩人。魏源21岁时，父亲 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 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 　　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 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 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 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 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 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 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 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 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 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 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 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 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 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 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 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 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 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 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 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 《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 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 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 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 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 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 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 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 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 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 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 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 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 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 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 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 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 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 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 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 ·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 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 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 篇。”（《圣武记采要序》）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 《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 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 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 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 “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 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 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 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 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 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 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 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 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 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 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 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 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 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 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 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秋泓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 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 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 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 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 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 《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 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 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 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 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 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 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 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 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 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 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 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 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 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 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 《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 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 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 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 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 《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 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 “《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 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 《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 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 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 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 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 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 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 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 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 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 “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 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 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 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 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 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 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 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 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 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 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 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 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 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 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 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 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 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 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 《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 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 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 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 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 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 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 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 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 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 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秋泓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新史学》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 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 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 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 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 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 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 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 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 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 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 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 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 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 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 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 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 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 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 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 “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 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 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 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 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 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 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 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 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 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 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 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 “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 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 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 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 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 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 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 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 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 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 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 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 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 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 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 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 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 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 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 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 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 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 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 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 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 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 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 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 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 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 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 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秋泓

“算经之首”-《九章算术》

我国数学史上有一部堪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媲美的书，这就是历来被尊为算经 之首的《九章算术》。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其传本包括《九章算术》本文、 曹魏刘徽注、唐初李淳风等注释三部分内容。 　　《九章算术》集先秦至西汉我国数学知识之大成，其编纂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根 据刘徽的记载，《九章算术》是从先秦“九数”发展来的。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西汉 张苍（？—前152年）、耿寿昌（前1世纪）收集遗文残稿，加以删补整理，编成《九章 算术》。 　　《九章算术》包括了近百条一般性的抽象公式、解法，246个应用问题，分属方田、 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 　　方田章提出了各种多边形、圆、弓形等的面积公式；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 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后者比欧洲早1400多年。 　　粟米章提出比例算法，称为今有术；衰分章提出比例分配法则，称为衰分术；商功 章除给出了各种立体体积公式外，还有工程分配方法；均输章用衰分术解决赋役的合理 负担问题。今有术、衰分术及其应用方法，构成了包括今天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 比例、连锁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西方直到15世纪末以后才形成类似的全套方法。 少广章介绍了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其程序与现今程序基本一致。这是世界上最 早的多位数和分数开方法则。它奠定了我国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方面长期领先世界的基 础。 　　盈不足章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 以及若干可以通过两次假设化为盈不足问题的一般问题的解法。这也是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的成果，传到西方后，影响极大。 　　方程章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 使用的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 在西方，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这一章还引进和使 用了负数，并提出了正负术——正负数的加减法则，与现今代数中法则完全相同；解线 性方程组时实际还施行了正负数的乘除法。这是世界数学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第一次 突破了正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外国则到7世纪印度的婆罗摩及多才认识负数。 勾股章提出了勾股数问题的通解公式：若a、b、c分别是勾股形的勾、股、弦，则 　　m＞n。在西方，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等仅得到了这个公式的几种特殊情况，直到 3世纪的丢番图才取得相近的结果，这已比《九章算术》晚约3个世纪了。勾股章还有些 内容，在西方却还是近代的事。例如勾股章最后一题给出了这样一组公式： 这在国外到19世纪末才由美国的数论学家迪克森得出。 　　《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框架，以计算为中心的特点，密切联系实际， 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为目的的风格。其影响之深，以致以后我国数学著 作大体采取两种形式：或为之作注，或仿其体例著书；甚至西算传入中国之后，人们著 书立说时还常常把包括西算在内的数学知识纳入“九章”的框架。 　　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给 出任何推导和证明。魏景元四年（263年），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才大大弥补了 这个缺陷。 　　刘徽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遗憾的是，他的生平我们现在知 之甚少。据考证，他是山东邹平人。刘徽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 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在数学理论方面成绩斐然。 刘徽对数学概念的定义抽象而严谨。他揭示了概念的本质，基本符合现代逻辑学和 数学对概念定义的要求。而且他使用概念时亦保持了其同一性。如他提出“凡数相与者 谓之率”，把“率”定义为数量的相互关系。又如他把正负数定义为“今两算得失相反， 要令正负以名之”，摆脱了正为余，负为欠的原始观念，从本质上揭示了正负数得失相 反的相对关系。 　　《九章算术》的算法尽管抽象，但相互关系不明显，显得零乱。刘徽大大发展深化 了中算中久已使用的率概念和齐同原理，把它们看作运算的纲纪。许多问题，只要找出 其中的各种率关系，通过“乘以散之，约以聚之，齐同以通之”，都可以归结为今有术 求解。 　　一平面（或立体）图形经过平移或旋转，其面积（或体积）不变。把一个平面（或 立体）图形分解成若干部分，各部分面积（或体积）之和与原图形面积（或体积）相等。 基于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出入相补原理，是我国古代数学进行几何推演和证明时最 常用的原理。刘徽发展了出入相补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许多面积、体积以及可以化为面 积、体积问题的勾股、开方的公式和算法的正确性。 在数学证明中成功地运用无穷小分割和极限思想，是刘徽最杰出的贡献。 　　《九章算术》提出圆面积公式S＝l/2·r（S为圆面积，l为圆周长，r为半径）。为 证明这个公式，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S6（称为六觚）开始割圆，依次得圆内接正十二 边形S12，圆内接正二十四边形S24，……S6·2的n次方……所有S6·2的n次方＜S，但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这相 当于： 然后他证明。于是刘徽就把圆化为与之合体的内接正多边形来求面积，再把这个正多边形分割 成以每边为底以圆心为顶点的无穷多个小三角形之和，所谓“觚而裁之，每辄自倍。 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从明证明了S＝l/2·r。刘批评了以往“圆径一而周 三”的错误，指出此公式中周径是“至然之数”，即圆周率π。他以此公式为基础，求 出了π的两个近似值157/20和3927/1250，在中国首次创立了求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奠 定了我国圆周率研究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刘徽注关于体积问题的论述已经接触到现代体积理论的核心问题，指出四面体体积 的解决是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关键，而用有限分割和棋验法无法解决其体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原理“邪解壍堵，其一为阳马，一为鳖臑。 　　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称为刘徽原理。刘徽平分壍堵的长、宽、 高，通过出入相补，可以证明在壍堵的3/4中上述原理成立；而剩余的1/4与原壍堵的结 构相同，可以重复上述分割，又可以证明其3/4中这个原理成立。这个过程可以无限继 续下去，“半之弥少，其余弥细。至细曰微，微则无形。由是言之，安取余哉？”完成 了该原理的证明。由壍堵的体积公式v＝1/2abh，便证明《九章算术》提出的阳马体积 公式v＝1/3abh，鳖臑的体积公式v＝1/6abh。近代数学大师高斯、希尔伯特才讨论这个 问题，已是近100多年以来的事。 　　刘徽注多方面表述了今天称之为祖暅之原理的命题，并由此证明了《九章算术》中 球体积公式的错误。他设计了牟合方盖，指出球与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是π∶4，只要 求出后者的体积就可以求出球体积了。他尽管没能求出牟合方盖的体积，但诚恳地表示 “以俟能言者”，表现出一位伟大学者的坦荡胸怀。这个问题后来由祖冲之父子彻底解 决，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时详细记述了祖氏的方法。 　　刘徽注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如对开方不尽，提出继续开方，求其“微数”， 以十进分数逼近无理根，开十进小数之先河；他还认识到不定方程有无穷多组解，等等。 刘徽注形成了一套数学体系，他说“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知，发 其一端而已。”把数学看作一株枝条虽然分开但本干相同的大树。他认为数学是“规矩” 与“度量”亦即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统一。基于这些深刻的认识，他的证明除个别失 误外，都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晰，推理严谨；而且大都使用演绎推理，没有循 环论证。是严格的数学证明。有了刘徽的证明。《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才建立在真 实可靠的基础上。 　　《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以杰出的数学成就，独特的数学体系。不仅对东方数学， 而且对整个世界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 出现，标志着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国取代古希腊成为世界数学的中心，为此后中国 数学领先世界1500多年奠定了基础。今天，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它所蕴含的算法 和程序化思想，仍给数学家以启迪。吴文俊先生指出“《九章》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 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驾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是殆 成定局，本人认为也绝非过甚妄测之辞。”

秋泓

《梦溪笔谈》导读

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胜计的笔记小说中，知名度最高， 影响最巨，传播最广者．无过于《梦溪笔谈》一书 了。作者沈括（1031一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 人，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进士，曾任负责天文、历法的 提举司天监，负责兵器制造的判军器监，负责全国财政的 权三司使，负责边关政务和防务的知延州（今陕西延安）、 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又曾出使辽国，并曾多次巡察地方 政务，相度农田水利，后因边事获罪被贬。他博学多才，为 一代学问大家，史称：“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 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本传）本 书乃集其一生学识和见闻之精萃而撰成，因成书于梦溪 园，故名《梦溪笔谈》。 　　其最初版本为30卷，条数可能亦较多，但早已亡佚。 现存26卷本至迟在南宋初年之前亦已流行。《补笔谈》2 卷、《续笔谈》1卷则为本书成书后，作者所写的补稿。《补 笔谈》为作者或后人所编，《续笔谈》则为后人所辑补。把 原书与补、续合编成册，最早出现于明代会稽商睿（——三点水）在万历 年间所刻《稗海》的再印本。现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湖道 静先生的校正本最为流行，胡先生对原书的不少错讹进 行了订正，并加有大量注释、解说．又把书中条文按顺序 编加序号，计分为609条，使阅读、寻检更为方便。　　全书按内容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 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 志、药议等 17门，涉及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外交、历史、 考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 万象，应有尽有。 　　如叙典章制度，有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 赋、掌故。叙财政，有茶法、盐法、均输法，以及北宋历朝铸 造铜钱之情况。叙军事，有阵法、兵器、筑城、屯边、战守、 粮运、谋略。叙外交，有作者熙宁八年（ 1075年）受命使 辽，与辽方谈判边界争议的记述，为史籍中关于宋辽使节 往来之最翔实、精确的实录。其于史学，除全书所记述大 多为可靠史实外，又有很多记述，为其他史籍所无，或较 其他史籍记载翔实。如王小波、李顺起义事件，以及不少 科学技术发明事略，即是如此。这些记载．弥补了史料之 缺陷，或考证了史料之错讹。其于考古，对各种出土文物 之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均有细致的考证，对宋代考 古学之发展，其影响颇大。其于文学，除文字流畅、洗练， 描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本身就是一部笔记体文学佳作 外，于诗、词亦有独到之论。其叙艺术，有书法、绘画，音乐 方面更有清乐、雅乐、燕乐，以及律制、音制、乐器等。书 中强调把形式、内涵、情感、技巧融为一体，再行升华，追 求“意韵萧然，得于声外”的艺术境界，如是等等，可见全 书极富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本书之著名，尤以科学技 术价值见称。 　　全书所论及之科学技术内容极为广泛，据英国专事 中国科技史之大家李约瑟博士统计，书中有关科学技术 之条文有207条，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内容包括有天 文、历法、数学、地质、地理、地图、气象、物理、化学、生物、 农学、医药学、印刷、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各个分支。 　　在天文方面，记述有作者改进浑仪、浮漏、圭表之事 迹，开了宋元时代天文仪器改革之先锋。又记述有作者利 用改进后的浑仪，连续对北极星进行3个月之观测，绘制 星图200余幅，得出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之结论；利用改 进后之浮漏，进行长达10余年之测量，第一次从理论上 推导出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 刻”的结论。对岁差、日月五星之运行、二十八宿距星等， 亦均有所论及。 　　在历法方面，记述了作者主持编订《奉元历》之始末． 民间天文学家卫朴之成就和在改历中之贡献。又论及历 代历法之疏密，以及历法推步之术。书中所记载的“十二 气历”，以节气定历，为一纯阳历制度，乃对传统阴阳合历 所作的一根本性变革，是作者之首创。19世纪英国气象 局采用的削伯纳历，与此相似。 　　在数学方面，记述有作者首创之隙积术和会圆术。隙 积术为一种求解垛积问题的方法，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 和之范畴。会圆术为一种已知弓形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 办法，属于求解高次方程的问题。这二种方法，开辟了中 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对宋元时期中国数学的高度 发展，其功甚大。 在地质、地理、地图方面，记述有浙江雁荡山“峭拔险 怪，上耸千尺，弯崖巨谷”，西部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 迥然耸立”等地貌特征，指出此乃流水之侵蚀作用所造 成。又记述了河北太行山之山崖间，往往衔蚌壳之化石， 在石壁上横亘如带，从而推断这里为昔日之海滨，华北平 原乃泥沙淤积而形成。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木屑、面糊和熔 蜡，以及用木刻等方法，制作立体地理模型，并被推广的 情形；还有作者“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按“二十四至以 布郡县”，绘制天下州县图“宁令图”的情况。 　　在物理学方面，记述有指南针乃方士（即风水先生） 利用铁针磨磁石磁化所发明，当时有四种使用方法，即水 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法，并指出指南针不全 指正南，而常微偏东，指南针有指南、指北二种。这是关于 指南针发明、应用，及地球磁偏角之发现的重要史料。又 记述有作者关于球面镜成像的实验。指出凹面镜照物时， 有一处叫“碍”（即焦点），在此点之上照物无所见，在此点 之外照物成倒像，在此点之内照物成正像，并用小孔成 像、细腰鼓、船上橹担等现象作比拟，来解释凹面镜成像 原理。指出凸面镜只成小于原物的正像，并解释古人铸 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此外，还记述有演示月亮 盈亏的模拟实验，演示声音共振的实验。对于海市蜃楼、 虹、雷电等现象，以及透光镜，也都有所记述，并进行解 说。 　　在化学和矿冶方面，记载有利用钢铁离子置换反应， 而发明的湿法冶铜方法“胆铜法”，以及古代最先进的炼 钢方法灌钢法。又记述了石油、井盐、池盐，以及青堂羌族 的冷锻铁甲法。 　　在农学、生物学方面，记述有不少作物和动、植物的 地理分布、生态特征和分类，并对一些古生物进行了考 证，使这些早已灭绝的生物让人们有所了解。 　　在水利方面，记述有作者在汴河分段筑堰，逐段进行 测量，测得从汴京（开封）上善门起，经420公里，至泗洲 （今江苏洒洪）淮河口，水位落差64.95米的事迹。又记述 有当时木工高超在治理黄河时，发明巧合龙门的三节压 埽法。对于槽渠复闸、苏昆长堤和淤田法等，亦皆有所记 述。 在印刷技术方面，记述有庆历年间（1041－1048年） 布衣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以及活字印刷的工艺过程。 这是关于活字印刷术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建筑学方面，记述有著名匠师喻皓加固杭州梵天 寺木塔的事迹，以及其所著建筑学专著《木经》的片断。 《木经》早已佚亡，人们仅藉此方知这部重要著作，并了解 其内容之一斑。 　　在医药学方面，记述有人体解剖生理学，并阐述了食 物、药物、空气进入人体后的运转过程，以及人体新陈代 谢的原理。又记述有大量植物、矿物药物的特征、性味、来 制和功效。以及用药配方的原则。 　　对于全书所记述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内容，当然不可能予以一一列述。但从上列各端，即可看到本书科学价值 之高。可以说，本书反映了11世纪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水 平，其中不少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居于领先 的地位。因此，本书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里程碑式之 典籍，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秋泓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王祯农书》


　　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
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
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
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
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
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
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
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
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
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鑮、耰、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
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
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
书》。
　　《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
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
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
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
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
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
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
　　（《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
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
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
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
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
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
　　《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
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
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
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
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
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
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
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
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
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
《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
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
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
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
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
　　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
《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
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
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
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
《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
视了特殊。
　　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
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
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
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
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
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
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
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
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
元代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多方搜访，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皮囊鼓风，
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
在“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中，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
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成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
具备有磨、砻、碾三种功能。《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
在此之后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如《三才图绘》、《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授时通考》等书中与农事有关的插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本书。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也是《王祯农书》的首创。后图的原
图已佚失，无法知其原貌。现在书中看到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
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以及各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
紧凑地联成一体。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经济、
使用方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王祯农书》附录中的“造活字印书法”是王祯把请工匠刻制的3万多个木活字，
以及自己发明的可减少排字工人的疲劳与提高效率的转轮排字盘，用来试印《旌德县志》
成功的方法与经验的总结。虽然与农业生产无关，但都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

秋泓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王祯农书》

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 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 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 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 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 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 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 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 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 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鑮、耰、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 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 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 书》。 　　《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 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 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 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 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 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 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 　　（《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 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 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 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 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 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 　　《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 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 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 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 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 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 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 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 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 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 《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 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 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 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 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 　　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 《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 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 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 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 《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 视了特殊。 　　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 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 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 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 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 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 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 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 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 元代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多方搜访，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皮囊鼓风， 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 在“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中，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 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成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 具备有磨、砻、碾三种功能。《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 在此之后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如《三才图绘》、《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授时通考》等书中与农事有关的插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本书。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也是《王祯农书》的首创。后图的原 图已佚失，无法知其原貌。现在书中看到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 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以及各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 紧凑地联成一体。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经济、 使用方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王祯农书》附录中的“造活字印书法”是王祯把请工匠刻制的3万多个木活字， 以及自己发明的可减少排字工人的疲劳与提高效率的转轮排字盘，用来试印《旌德县志》 成功的方法与经验的总结。虽然与农业生产无关，但都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