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一诺千金

      学问文学，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於去伪，（风尚所趋，不过一偏，惟伪讬者，并其偏得亦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则可以无弊矣。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类至尽，圣人有所不能，庸何伤乎？今之伪趋逐势者，无足责矣。其间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长，则强不知为知，否则大言欺人，以谓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见天者，曾何足论。己处门内，偶然见天，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见其人，未暇数责。）亦可以无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不足言学，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

一诺千金

国学○知难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章者，盖不少矣。

一诺千金

      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於势之不得不然，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後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刘知几负绝世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亦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一诺千金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对己护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决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萧氏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业，固有不止於李华者，於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走者众矣，亦能知同步之心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

一诺千金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获麟以来，著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閤以受其书，於今犹日月也。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骃、服虔、应劭诸家之诂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难言也。

一诺千金

       人之所以异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当时，亦将殁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夫鷃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屈折以从众者，亦势也。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

一诺千金

国学○释通

     《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书》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说者谓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先王惧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也。数会於九，书要於六，杂物撰德，同文共轨，是达天下志之义也。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氏之初，《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议《左》、《穀》；业韩《诗》者，不杂齐、鲁；专门之业，斯其盛也。自後师法渐衰，学者聪明旁溢，异论纷起。於是深识远览之士，惧《尔雅》训诂之篇，不足以尽绝代离辞，同实殊号，而缀学之徒，无由汇其指归也；於是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石渠《杂议》之属，（班固《艺文志》、《五经杂议》十八篇。）始离经而别自为书，则通之为义所由仿也。刘向总校《五经》，编录三礼，其於戴氏诸记，标分品目，以类相从，而义非专一，若《檀弓》、《礼运》诸篇，俱题通论，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经通义》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刘向《五经通义》九卷。然唐以前，记传无考。）

一诺千金

      班固承建初之诏，作《白虎通义》。（《儒林传》称《通义》，固本传称《通德论》，後人去义字，称《白虎通》，非是。）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盖章句训诂，末流浸失，而经解论议家言，起而救之。二子为书，是後世标通之权舆也。自是依经起义，则有集解、杜预《左传》、范甯《穀梁》、何晏《论语》。集注、（荀爽《九家易》、崔灵恩《毛诗》、孔伦裴松之《丧服经传》。）异同、（许慎《五经异义》、贺玚《五经异同评》。）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郑玄《驳议》、谯周《五经然否论》。）诸名；离经为书，则有六艺、（郑玄论。）圣证、（王肃论。）匡谬、（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书》。）诸目。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经部流别，不可不辨也。若夫尧、舜之典，统名《夏书》；（《左传》称《虞书》为《夏书》。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首篇皆题《虞夏书》。伏生《大传》，首篇亦题《虞夏传》。）《国语》、《国策》，不从周记；《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离合铨配，惟理是视，固未尝别为标题，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於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也。史籍标通，以滥觞也。嗣是而後，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於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後人议其疏陋，非也。）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刘秩《政典》。）合纪传之互文，（纪传之文，互为详略。）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後汉纪》三十卷，皆易纪传为编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於斯为极盛也。（大部总选，意存掌故者，当隶史部，与论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统史》（唐姚康复。）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史》、（宋罗泌。）邓氏《函史》（明邓元锡。）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骕《绎史》之属，皆采摭经传之书，与通史异。）范氏《五代通录》，（宋范质以编年体，纪梁、唐、晋、汉、周事实。）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吕夷简《三朝国史》、王珪《两朝国史》、李焘洪迈等《四朝国史》，以编年体为九朝书。）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为代，传统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寿。）薛欧《五代史》，（薛居正、欧阳修俱有《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类，虽通数代，终有限断，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统合古今。）其馀纪传故事之流，补缉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於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於见闻。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於子部儒家，（应劭《风俗通义》，蔡邕《独断》之类。）再变而入於俗儒语录，（程、朱语录，记者有未别择处，及至再传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变而入於庸师讲章。（蒙存浅达之类，支离蔓衍，甚於语录。）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当入史钞。向来著录，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钞，始於《宋史》。）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於对策敷陈之用。）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纲鉴合纂》及《时务策括》之类。）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纭杂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严其辨也。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後人并省凡目，取便检阅，所以入记诵之陋也。夫经师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费直之《易》，申培之《诗》，《儒林传》言其别无著述训诂，而《艺文志》有《费氏说》、《申公鲁诗》，盖即口授章句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袭讲义，沿习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书出而舛讹莫掩，记诵之陋，漫无家法，易为剽窃也。然而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vad90国713k4学k1ljb网n23i1

一诺千金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胜国无徵，新王兴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窃，新主前驱，即一人也。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天文》，不载推步；《唐书·艺文》不叙渊源；依古以来，参差如是。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书七音，原非沿革，昆虫草木，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隐括。《隋书·五代史志》，（梁、陈、北齐、周、隋。）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沈约《宋志》、萧子显《南齐志》、魏收《魏志》，皆参差不齐也。）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则约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诸臣之上，以为识别，欧阳《五代史》，始标别朝代。）然子孙附於祖父，世家会聚宗支。（《南、北史》王谢诸传，不尽以朝代为断。）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谓去牴牾？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牴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於范；二刘始末，（刘表、刘焉。）范异於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何谓详邻事？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後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凡此六者，所谓便也。何谓具翦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乎後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後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於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凡此二者，所谓长也。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详《列女》篇。）《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通志》汉、魏诸人，皆标汉、魏，称时代，非称史书也。而《史记》所载之人，亦标《史记》，而不标时代，则误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题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於文词，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於《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於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於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一诺千金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古人离合撰著，不言而喻，汉人以通为标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则其体例，盖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刘秩《政典》为未尽，而上达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亦标其名谓之《国朝通典》乎？既曰国朝，画代为断，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六卿联事，职官之书，亦有通之义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职守，亦名其书谓之《宪台通纪》耶？又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详《外篇·亳州志议》。）前明改元代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所隶府州县卫，各有本志。使司幅员既广，所在府县，惧其各自为书，未能一辙也，於是裒合所部，别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县、山、川、人、物，分类为编，以府领县，以县领事实人文，摘比分标，不相联合？如是为书，则读者但阅府县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领，不过数十州县，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为虞，良由识乏通材，遂使书同胥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