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序

秋泓

杂采众家，兼出独见-《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 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 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 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 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 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 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 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 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 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 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 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 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 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 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 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 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 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 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 （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 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 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 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 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 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 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 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 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 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 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 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 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 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 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 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 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 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 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 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 《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 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 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 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 《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 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 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 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 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 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 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 《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 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 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 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 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 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 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 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 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 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 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 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 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 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 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 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 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 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 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 求实的大家风范。

秋泓

中国临床医学之祖-《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东汉张仲景约撰 成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该书编成后不久，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 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医 学家围绕着张仲景于该书内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和医疗技术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特别是 围绕着防治急性温热病的病因、辨症和治疗思想、选方用药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例如：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促成了 时方与温病学说得到独立与发展壮大。随着时间流逝，经方派之继承发扬虽然有些衰退， 但直至现代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些年来随着中成药生产的扩大，在国内外大 有复苏和再发展的明显趋势。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综合论述传染病、流行病理论与治疗规律性的 重要部分，共10卷，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孙兆、林億校勘刻印后通行于 国内外。 　　流传后世而影响巨大者，现存有明赵开美的影宋刻本和金成无已的《注解伤寒论》 本。宋校正《伤寒论》，或称宋本《伤寒论》，以及金成无已《注解伤寒论》，在宋、 金以后，历代及日本刻本之现存于国内者，有60多个版本。若计其节录、别本、发挥、 集注、方论等，目前国内各图书馆收藏之国内外版本有近700种，1990多次刊印。由此 即可见其历代流传影响之大了。 　　《伤寒论》在大量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病因素、临床症 状病候表现、治疗过程与预后等等之共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从 而创造性提出了六经辨症的理论学说。即将当时几乎年年常发的许多热性病，按其发病 初期、中期、末期不同的临床表现，以及不同治疗的反应与结果，分为辨太阳病、辨阳 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此即历代所称的“辨伤寒 六经病”，由此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有的学者视六经病为六个症候群以帮助学者学 习理解。实际上，太阳病所论基本上是综合论述了许多传染性或流行性疾病初发的症状、 征候表现，以及切脉等四诊之要点和治疗之原则方法等。如果未经治疗或治疗失当，疾 病继续发展，则依次出现少阳、阳明……等征候，以上是三阳经。如果治疗得当或及时， 尚属易治或能获得良好结果，否则，该病就传至三阴经，即太阴病而少阴病而厥阴病， 其治疗的难度也就随之而增加，甚至不能治愈而死亡。在这些辨症论治的过程中，张仲 景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随着各种传染病、流行病与不同病人体 质等不同反应所表现的千变万化的征候，作出了颇富科学思想的综合、分析、论述和预 见性结论。与此同时，张氏还以“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一说为王叔和 整理时所加），集中论述了伤寒的切脉与切脉诊断等问题。 　　《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即六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它以六经辨症为纲，方剂辨症 为法，对六经传变过程中之征候、脉象等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给予遣方、 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性的论述。世称《伤寒论》113方、397法，虽不尽确，但其逐条 评述传染病、流行病不同发展时期不同表现的因素、病理、症状、体征以及据以诊断的 依据，治疗处方用药的原则与具体方法，无不条分缕析。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总结 和创造的医疗处方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青龙汤、承气汤、柴胡汤、四逆汤、 真武汤、乌梅汤、理中汤等等，至今仍是国内外医学家临床治疗所常用，也是中外制药 厂家据以生产中成药的理论依据。可见宋林億在校正《伤寒论》一书后所称誉的“其言 精而奥，其法简而详”，的确是比较实在的评估。 　　如前所述，历代研究《伤寒论》并有著作流传至今者约700家，但就其学术思想和 特点而归纳之约有三个学派。或有认为有三纲重订与维护旧论两大阵营，或谓可分作三 纲编次派、维护旧论派、以方类证派与以法类证派等四个体系者。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 二个学派或三个体系比较符合实际。一派以明力有执为代表，他们认为：《伤寒论》 “编始虽由于（王）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强调必须考 订重加编次，以求恢复仲景之本意。阐发方氏者有喻昌、沈明宗、张璐、吴仪洛……等。 世称之为“重订派”。 　　一派以张遂辰、张志聪为代表，他们确信宋本《伤寒论》“皆仲景原文”，反对 “断简残篇”的观点，批评重订派是“举一废百”，反失仲景心法。世称之为“维护 派”。一派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主张重视《伤寒论》中之方证，认为六经之中是以 辨症为主的，故命其代表作为《伤寒类方》。应当说以上三个学派分别对发展张仲景伤 寒学说，提高传染病、流行病等治愈率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各有其立论之偏颇者。 　　《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专论内科等杂病，共3卷。北宋治平 二年（1065年）孙兆、林億等据馆阁收藏之蠹简文字，重新加以整理编校而成。全书共 分25篇，所论述之内科杂病有：痉、湿、暍、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瘧、中风、厉 节、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消渴、黄胆、下痢等40多种；外科、骨伤科方面疾 病有：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此外，还有妇科病症等之专门论述。 　　该书认为上述疾病等等之发作，其病因不越三条，即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所致疾 病为外因；七情（喜怒哀乐悲惊恐） 　　过甚所引起的疾病为内因；金刃、虫兽咬伤与饮食偏颇而造成伤病者为不内外因。 张氏对内科等杂病之认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地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在诊断上强调望、 闻、问、切四诊合参，辨症多以脏腑经络为重点，运用营卫气血、阴阳五行等学说，以 指导临床治疗之实施。该书共收方剂262首，其特点与《伤寒论》之方剂一样，药味精 炼，配制严密，主治多富有针对性。例如大柴胡汤、泻心汤、大建中汤、黄芪建中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茵陈蒿汤、酸枣仁汤、麦门冬汤、括萎薤白汤、温经汤、大黄牡丹皮 汤、董苡附子败酱散、白头翁汤等等，均被广泛为历代医学家用于临床治疗，并成为他 们发展及创造新的医疗用方的基础。 　　《金匮要略》中医方运用的理论和制方原则与《伤寒论》一样，均出于《内经》的 理论指导和张仲景大量临床经验的总结，世代医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这几乎是众 口一词。 　　必须指出，《金匮要略》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 技术。例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 浸足等等。 　　特别是该书所记载的自缢患者的抢救，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 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之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富有综 合性技术要求。 　　《金匮要略》自北宋校正刊行后，以元刻本为我国现存之最早者。其本文、注释、 发挥、方论与歌括等刊印虽远不如《伤寒论》广泛，但其版本截止1949年国内图书馆收 藏的国内外刊本也多达110多种，印刷也多达370余次，从而奠定了历代内科杂病辨症论 治的理论基础，并为临床处方用药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被宋以后的医学家尊之为医圣，明清时人们为推崇纪念他的成就，在其家乡 河南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年年纪念，岁岁引以为效法学习的先师。个中原因，除了他在 东汉兵荒马乱、疫病流行时所作的杰出贡献外，更因为是他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 国临床医学发展的基础。

秋泓

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备急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世简称为《千金方》。唐孙 思邈（581—682年）撰于公元652年，共30卷。《道藏》收入时析为93卷。孙氏以为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该书撰成后在国 内外有着极广泛之影响，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 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 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 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 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 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 　　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 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 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祕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 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 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 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 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 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 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 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 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 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 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 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 在论述谿毒、射工等病症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 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时，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 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 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 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又如他 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 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 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 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 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 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 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 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 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 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 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 （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 的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甲状腺等，其疗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 缺乏甲种维生素引起的，孙氏虽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处强调用猪肝、羊肝煮食治 疗，众所周知，肝含有极丰富的甲种维生素等营养。又如脚气病的防治，孙氏主张用穀 白皮煮水去渣后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发”，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种穀白皮 含有丰富的乙种维生素，而脚气病的病因正是饮食长期缺乏乙种维生素引起的。如此等 等，说明孙氏在病因治疗上，虽然还是不自觉的，但其成就令人钦佩。 　　第五，丰富了针灸疗法的理论与技术。关于针灸疗法，必须首先掌握经络、穴位的 理论和技术。孙氏指出经络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因此，他强调 “非图莫可”。他在前人绘图的基础上，经过考订、修改，并创造性地以青、黄、赤、 白、黑五色彩绘以区别其十二经各条经络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并以绿色绘制奇经 八脉。该图分正、侧、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为之，使我国针灸经络腧穴之绘图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宋代铸造针灸铜人、刻制针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础。孙氏的彩 绘不但在经络腧穴的规范化和提高教学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高针灸 临床效果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关于针灸临床，他正确指出，选穴要少而精，提 倡针灸辨症，主张综合治疗。因此，在论述一位合格的针灸医师时强调“若针而不灸， 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知药知针，固是良医”。他 的这一理论，早已为千百名针灸名家的实践证实是完全符合科学原理的精辟论断。“阿 是”穴是历代医师乃至现代针灸医学家所经常用于临床治疗的有效穴位，它以痛为穴， 并无固定部位，这是孙氏在针灸治疗学上的创造性发现。 　　第六，提高疾病诊疗技术水平。孙氏创造的“验透膈法”是确诊胸背部化脓性感染 是否穿透胸膜引致脓胸的科学方法，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人类医学发展高水平的诊断技术。 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胁部脓疮疮面贴一薄纸或竹内膜，于光亮处观察竹膜是否随着病人 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气则竹内膜内陷，吸气则竹内膜凸出的节律性变化，如是则可诊断为 脓肿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脓胸，否则，尚未穿透胸膜，这在决定有效治疗方法上是极为重 要的。再如孙氏在医疗技术方面实际上已创造出有血清疗法性质的技术。其方法是对很 难根除癤病病人的治疗，他创造性提出用针刺或小刀在癤肿周围刺令出血，然后以刀取 血或渗出之血清与药物内癤疮中；他还叙述了用患者父亲的血与血汁接种患者癤疮中， 并强调疗效甚佳，这一创造是十分可贵的，思想是十分先进的，这与人痘接种技术之发 明是否有直接关系是值得给予考察与研究的。 此外，孙氏还创造性发明了许多有效的医疗技术。例如经他改进的下颌脱臼手法复 位术至今还在临床中使用；他所记述的阴囊撕裂伤睾丸脱出之手术，还纳缝合术，运用 葱管导尿术，烧烙止血术，咽喉异物（针、钉、骨刺）剔出术，保留灌肠、压力灌肠术 等等，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些医疗技术，虽然后来在器具上有了极大的进步， 但其原理仍然沿袭着孙氏的思想。 　　第七，发展卫生保健学说。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这位百岁医学家关于 延年益寿的思想与实践经验。综观两书，在此问题上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将老 庄“吐故纳新”思想指导下的“静功”与华佗等倡导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指 导下的“动功”结合起来；二是把一般人的养生保健理论技术与中老年常见病的防治结 合起来； 三是严厉批判了服五石企图长生的思想，同时强调了服食植物类营养防病方剂的必 要性。这些思想和具体技术方法要求，把我国卫生保健、延年益寿的学说推到了时代的 高水平。 　　第八，发展药物、方剂以提高临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药之规范 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关于药用植物的野生变家种，以及植物药的采收时节、 加工保管和炮制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理论和方法要求大都为现代所遵循，或 成为临床运用之依据。在这些中药学理论指导下，该书广泛收录了唐以前的医疗方剂。 《千金要方》记有医疗方剂4500余首，《千金翼方》记有医疗方剂2000余首，临床内科、 传染病、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小儿科、耳目口齿、咽喉科等等数以百计的各种病症， 都选列了多少不定的医方，供作临床处方治疗时之参考。其中有许多前人的医方和孙氏 自创的方剂，至今仍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卷首以显著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突出地强 调了作为一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 为此，该书一一作出了医德与医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历代临床医生修养的准绳。

秋泓

《山海经》导读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丰富、风貌独特的古代著作，包含历史、地理、民族、神话、宗教、生物、水利、矿产、医学等诸方面。 　　《山海经》的性质，历代说法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形法类，东汉班固则列入术数类，而刘秀歆则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很推崇 《山海经》，认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至明代，胡应麟认为《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清《四库全书》也把此书列入小说类。近代鲁迅也认为此书是巫【巫见】、方土之书。然而大多数论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尤以《五藏山 经》地理价值最高。　　历代对《山海经》的地学价值的认识经历着一个反复 曲折的过程。东汉时，著名的治水专家王景，从治卞入手 治河，临行，明帝赠送给他的参考书中就有《山海经》。北 魏郦道元作M《水经注》时，引用《山海经》达80余处。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 及王尧臣《崇文总目》皆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书。明清时代是《山海经》地学价值被贬时期，被说成“多杂以神怪”、 “道里山川难考据”。至近代，顾颉刚作《五藏山经试探》， 发表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见解，使人们重新认识《山海经》 的科学价值。其后，谭其骧又作《“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 流考》，利用《山海经》中丰富的河道资料，将《北山经》中 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梳理，并加以排比，考证出 一条最古的黄河故道。此文的发表，进一步确立了《山海 经》尤其是《五藏山经》在地理学上的科学地位。 　　《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众说纷法。东汉刘秀 《上山海经表》中，主张该书出于唐虞之际，系禹、益所作。 以后《尔雅》、《论衡》、《吴越春秋》皆从其说。此说出现最 早，流传时间也长。然而，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已发 现：《山海经》编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又加以 假合，与原意相差甚远。开始怀疑此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 手。北齐《颜氏家训·书证篇》又以据《山海经》文中有长沙、 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的地名，认为绝非是禹、益所 作。《隋书·经籍志》亦云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此后随着 考古学与弁伪学的发展，禹、益之说日趋被否定。 　　当代学者较一致认为《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 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但具体看法又不同，有学者 认为《山海经》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以《山经》成书年代 最早，为战国时作；《海经》为西汉所作；《大荒经》及《大荒 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所作。有的学者从《山海经》中《山 经》与《禹贡》作比较研究，结论是《山经》所载山川于周秦 河汉间最详最合，故作者当是这一地区的人。至于时代当 在《禹贡》之后，战国后期。 　　《山海经》的今传本为18卷39篇，其中《山经》（又称 《五藏山经》）5卷，包括《南山经》、《北山经》、《东山经》、 《中山经》共21000宇。占全书的2/3。《海内经》、海外 经》8卷，4200字。 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5卷，5300 字。晋郭璞作注，其后考证注释者有清代毕沅《山海经新 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山海经》中最具有地理价值的部分《五藏山经》，是 全书中最为平实雅正，从形式至内容都以叙述各地山川 物产为主，尽管也杂有神话，比例不大，无疑是一部早期 地理书。 　　《山海经》记载的山川比早些时代《禹贡》丰富，其记 载山岳共 15000字，其篇幅之长，相当《禹贡》导山部分的 14倍。《禹贡》所记山岳仅4列，而《山经》则发展成26 列。《山经》以山为纲，分中、南、西、北、东五个山系，分叙 时把有关地理知识附而上去。全文以方向与道里互为经 纬，有条不紊。在叙述每列山岳时还记述山的位置、高度、 走向、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及其面积大小，并注意两山之 间的相互关连。有的还涉及植被覆盖密度、雨雪情况等， 显然已具备了山脉的初步概念，堪称我国最早的山岳地 理书。在叙述河流时，必言其发源与流向，还注意到河流 的支流或流进支流的水系，包括某些水流的伏流和潜流 的情况以及盐池、湖泊、井泉的记载。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 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包括今浙、赣、闽、粤、湘5 省。《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 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北山经》西起今 内蒙、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 至内蒙阴山以北。《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南 山经》西达四川盆地西北边缘。 　　《山海经》记载众多的原始地理知识，有如南方岩溶 洞穴，北方河水季节性变化，不同气候带的地理景观与动 植物分布的特点。 　　《山海经》在物质资源分布的篇幅中，对于矿产的记 载尤其详细，提及矿物产地300余处，有用矿物达七八十 种，并把它们分成金、玉、石、土四类。希腊学者乔菲司蒂 斯在公元前371一前286年所著《石头志》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地质文献，但它记载的矿物仅16种，把这些 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而与其同时代或稍晚的《山海 经》所记的矿物种类是它的5倍，分类更细。《山海经》还 注意到矿物的共生现象，并据其硬度、颜色、光泽、透明 度、构造、敲击声、医药性等识别矿物的方法，及详细记述 动植物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因此《山海经》在矿物学分 类上有突出贡献。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李约瑟 说：“《山海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 到许多古人是怎样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物质的知识。” 　　《山海经》在地理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作者以《中 山经》所在地区为世界的中心，四周是《南山经》、《西山 经》、《北山经》、《东山经》构成大陆，大陆被海包围着，四 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再外还有荒远之地，这就是世 界。《山海经》的结尾指出：“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 二万六千里。”这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来看似乎是天真可笑 的，但在2000多年前《山海经》的作者已认为世界不是不 可知的，而是可以认识的，世界是有极限的，是可以测量 出的，这在研究地理学史上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但《山海经》也有其局限性。《山经》记载447座山，据 考证，其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并能实指方位者，约140余 座，不及总数1/3。而这140余座山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半数属《中山经》，另半分属南、西、东山经。就所记山的方 向而言，整个经讲的大方向基本正确。在里距方面，除《中 山经》所在的晋南、陕中、豫西、河、渭、伊、洛地区所载较 为详细准确外，其他经中里距差别很大，可信度差。《海经》中记了60余个远方异国，但除了天毒、朝鲜等少数名 称外，大都以当地人的形状命名，如结胸围、大人国等，显 然不是真实国名。至于有关各国的形貌、起居与风俗，亦多传闻之词。《大荒经》中，诡谲荒诞成分更多，有地理价 值的内容更少。

秋泓

古代印度旅行记中的金字塔－《大唐西域记》

在供人们今天了解中世纪的中亚和印度方面，唐代高僧玄奘及其所著《大唐西域记》 一书的贡献是旷古未有、永世不灭的。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缑氏镇）人，隋文帝仁寿二年 （60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儒学之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13 岁时在洛阳净土寺诵习佛典，后赴首都长安，游历成都、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 苏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遍访名师，后复至长安，问学 于法常、僧辩两位大师，被称为佛门的“千里驹”。随着学业的日益长进，他的疑问和 困惑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疑惑又非中国佛典和高僧所能解决，于是下决心去佛教的发源 地印度取经求法。其目的主要是寻求学习大乘《瑜珈师地论》，解决南北朝以来中国和 尚长期争论不休的佛性问题，即：凡人能不能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经过什么阶段、通 过什么手续才能成佛？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孤身踏上万里征途，开始了他的西 行。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 南），偷渡玉门关，历5天4夜滴水不进、艰难地通过了800里大沙漠，取道伊吾（今新 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受到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礼遇和赞助，沿天 山南麓继续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 新疆阿克苏），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沿大清池（今古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 西行，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在这里巧遇西突厥 叶护可汗，并得到可汗的帮助。玄奘继续前进，经昭武九姓中的石国、康国、米国、曹 国、何国、安国、史国（皆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翻越中亚史上著名的铁门（今乌 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到达覩货逻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由此又 南行，经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迦毕试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健驮 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进入了印度。 　　当时的印度小国林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玄 奘先到北印度，在那里拜望高僧，巡礼佛教圣地，跋涉数千里，经历十余国，进入恒河 流域的中印度。在中印度，历史悠久的摩揭陁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拥有全印度规模最 大，长达700年，并居印度千万所寺院之首的那烂陀寺，这是当时全印度的文化中心、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寺中僧徒常有万人，聚集了精通各项学术的精英，还收藏着佛 教太、小乘经典、婆罗门教经典及医药、天文、地理、技术等书籍。玄奘在那烂陀寺留 学5年，向寺主持、当时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珈论》等，又研究了寺中收藏 的佛教典籍，兼学梵文和印度很多的方言。后到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游学， 足迹几遍全印度，再返回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为寺内众僧讲解《摄大乘论》等佛典， 赢得了极大声誉。 　　玄奘的学识受到印度僧俗的极大敬重，也引起了许多国王的景仰，其中有羯若鞠阇 国的戒日王。戒日王召见玄奘，下令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吉）举行盛大的法会 （学术辩论会），命玄奘为论主（主讲人），五印度18国国王、官员及僧人6000人前来 与会，大家倾听玄奘的议论，深为他的精辟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玄奘因而获得了“大 乘天”的尊称，名震五天竺。 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那烂陀寺众僧的挽留，携带657部 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 年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首都长安。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是一次艰难而又 伟大的旅行。 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在洛阳召见了他，并敦促他将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 成书。于是玄奘口述，由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 七月完成了。 　　《大唐西域记》分12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于志宁、敬播两序。卷一记载了今 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然后直到 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了8、9两整卷的篇辐。卷12记载 了玄奘返国途中经行的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亲身 经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情况，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国名、地 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 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 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再加上执笔人辩机 学精内外典，文笔优美简洁，使全书增色不少。现在国内通行的版本有两种，一为197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巽校点本，一为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季羡林等校注本。国 外版本甚多，主要有儒连（S．Julien）的法文译本、比尔（S．Beal）的英译本、水谷 真成的日文译注本等。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尽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 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 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 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 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 研究中世纪华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盂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届、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灿烂 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 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 　　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 著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 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我国新 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 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 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 　　现在，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 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 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 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 更多了。现在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 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 载国家之多、记载之翔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 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 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秋泓

中外交通史必读之书-《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汪大渊撰。 　　原名《岛夷志》，明代作《岛夷志》，清代改名《岛夷志略》。 　　全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靠； 　　其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没有什么价值。 汪大渊，安焕章，江西南昌人。关于他的生平，据吴鉴在《岛夷志·序》中介绍： “豫章汪君焕章，少负奇气，为司马子长之游，足迹几半天下矣。顾以海外之风土，国 史未尽其蕴，因附舶以浮于海者数年，然后归。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校之五年旧 志，大有迳庭矣。”汪氏自己在《岛夷志后序》里说：“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 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 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张翥在《序》里说：“汪 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 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赍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可见，汪大渊是 大游历家，曾两次随中国商船到东洋（即南洋）、西洋（即印度洋）。《岛夷志略》前 99条中有关各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的情况，都是他当时根 据亲身的见闻记录下来的，因而是可靠的。 　　归来之后，他又以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记载，发现其中许多与自己的见闻“大 有径庭”的地方。可以断定，该书初稿，大概也是在这5年内完成的。 　　《岛夷志略》最后成书是在“至正己丑冬”，即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 这年冬，汪大渊路过泉州，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偰以《清源前志》（泉州 在五代后曾置清源军节度，宋代加清源郡号，故又称清源）散失，《后志》仅至南宋淳 祐十年（1250年）为止，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以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 船舶司的所在地，诸蕃幅辏之所，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于是请 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 这一是为增加商人、文人的见识，二是宣扬元朝的威德远大。从吴鉴为《岛夷志》作 “序”在“至正己丑冬十有二月”看出，汪大渊最后成书的时间不会晚于这年11月。 　　不久，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复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以广其传。至正十年 （1350年），又请翰林修撰张翥为之作“序”，正式发行于世。现存的《岛夷志略》， 在吴序之前，有张序，可见源于南昌所刻之单行本，而不是出自《清源续志》附录。 元代海外地理专著还有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两书 都不如《岛夷志略》的价值。《大德南海志》原书20卷，今仅存卷6至卷10。所收地名 多虽多，然仅列其名而无叙述。《真腊风土记》虽记载详赅，但仅一国而已。总之， 《岛夷志略》是我们研究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价值的必读地理著作。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启明初马 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但《岭外代答》，特别是《诸蕃志》， 主要是作者耳闻，而不是亲历，因此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中指 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 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马欢著《瀛涯胜 览》，是受汪大渊的启发。他在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 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 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 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 《瀛涯胜览》虽叙事更为详细，但涉及的只有20个国家，远不如《岛夷志略》之广。费 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在他的《星槎胜览》里，许多地点的记述是从《岛夷志略》中 抄袭来的。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收条目与《瀛涯胜览》相同，内容也大同小异， 实不过是根据马欢的记录加以润色，行文瞻雅罢了。 《岛夷志略》自明至今，一直为我国公、私藏书家所珍藏。 　　例如：明《文渊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钱氏《述古堂书目》等均收有 《岛夷志》；《袁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东西洋考》、《古今图书集成》等， 都引用过《岛夷志》，清代的《四库全书本》中有《岛夷志略》，而《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作《岛夷志略》，这说明明清官方都收藏有《岛夷志略》。 　　在明代，未闻有《岛夷志》刻本，当时藏书家所藏刻本当是汪大渊在南昌所刻的单 行本。钱氏《述古堂》还藏有“元人钞本”，《天一阁》则藏有明抄本。元、明抄本今 已亡失。 　　清代有刻本，也有抄本，民国初年所见的抄本为旧抄本和《四库全书》传抄本。彭 元瑞、李文田所藏的旧抄本与《四库全书》本有出入，说明在明、清有多种抄本存在。 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今在北京图书馆，丁氏《竹书堂》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在日本、 美、英、法也有藏本。 　　《岛夷志略》自元以来，为中外研究海上交通的学者所重视，校注的人很多。从现 存的来说，以沈曾植的注本为最早。 　　1912——191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将该本刊于《古学汇刊》中，题名《岛夷志略广 证》，分上、下两卷。沈氏认为不妥，在他本人著作《海日楼书目》中改为《岛夷志略 笺》，孙德谦帮助校订。沈氏不懂外文，书中所考之地名往往游移不定，错误之处较多； 孙氏校订时，亦仅以沈氏笔误、字误为限，因而价值不大。今本则以北京大学苏继庼教 授的《岛夷志略校释》为最好，他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作底本，同时以龙氏《知服 斋丛书》刊本、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丁氏《竹书堂》藏本以及《寰宇通志》、《大 明一统志》等书中引用的《岛夷志》互为比勘，并以《诸蕃志》、《星槎胜览》等书为 旁证，因而纠缪补正较为完备。在注释方面，更是详征博引，参考图书达100多种，涉 及的语文、方言有10余种；他集中外诸家之说，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取长补短，考诸家 之所未考； 　　此外，在校释中，苏继庼教授还涉及到了中外交通史、华侨史、西域南海物产志和 民俗学等，为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并有独创的见解。这些，都是中 外其他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岛夷志略》在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凡是研究元代东亚、南亚诸国及海上交通的 外国学者，都一定阅读《岛夷志略》。 　　在国外，研究和阅读《岛夷志略》的学者大有人在。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就 注意到《岛夷志略》这本书，接着就进行翻译、征引和考证。其中最著名的学者首推卫 理亚瑟（Arthurwylic）。在他1867年所编的《汉籍丛录》里，列有《岛夷志略》。格 伦维尔（Croeneveldt）在1876年编辑的《南海群岛文献录》里，亦有此书名。布莱资 须纳德（E·V·BreCitschneider）在1888年《中世纪史地探究》中，将《岛夷志略》 中的“天堂”条译成英文。伯希和（P·pelliot）对《岛夷志略》的有关地名，也有颇 多的论述。 　　日本学者对《岛夷志略》的重视与研究远远超过海外其他诸国。藤田丰八以龙氏 《知服斋丛书》刊本为底本，参考其他藏本，对《岛夷志略》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同时 作出注释，题名为《岛夷志略校注》，于1914年在罗振玉主编的《雪堂丛刊》第二集中 刊登出版。1935年，又在北京《国学文库》中重版。这是当时最好的版本。作者博学多 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错误。现在，研究《岛夷志略》的日本学者仍 有不少。 　　美国学者对《岛夷志略》的研究较晚。柔克义（W·W·Rockhill）曾将《岛夷志略》 的前99条中的60条地名译成英文，发表在1914—1915年《通报》上的《十四世纪时中国 与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诸港往来贸易考》里。此后，随着贸易的发展，美国学者（包括 华裔汉学家）研究《岛夷志略》的日多。

秋泓

“造端宏大，未为定稿”-《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撰。顾炎武 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 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 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 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 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 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 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诸多方面造诣很深。有人统计他一生著 述多达38种，《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其中最为宏大的地理著作。 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锐意读书，广搜资料，兼以实地调查，有得即 录，企图把地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政治斗争实践。他为了编纂此书，收集资料十分广 泛： 　　“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 部。”（《肇域志》自序）同时将这些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引证。他周游苏杭、两淮， 十谒明陵。自1668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飘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 尤其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廓、宫室，皆出自实 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 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 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 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 所以在内容上将是不同的观点，甚至相反矛盾的史料兼收并蓄，而未加考辨论述和筛选。 全书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收得很多，有的地区却很少。在他50岁时，由于年老善忘，对 这些材料不能逐一校正，便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 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 作者编订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 书一分为二：“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 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 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 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 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 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我们认为未免有点偏颇。 其次在赋税方面主要对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果及各地所遭破坏事实，以及揭示地主 阶级如何将国家赋役通过各种不法手段转嫁到农民身上的种种事实等都加以详细收录， 同时也辑录了与之有关的土田、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所以今人赵俪生认为此书 “不应列为地理类，而应列为明朝社会经济资料之书”。“主要是著录明朝社会经济情 况的一部重要的资料书，仅仅它的著录方式是按‘郡国’的框框而已”。其理由“主要 是由于本书绝大部分篇章所注录的是关于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 少数民族以及农民起义诸项目的资料，其中虽然偶有记录地方风俗以及山川沿革考订事 项等，但所占的比例究竟太少了”。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些牵强。因这些经 济内容无一不通过地理显示，至少应属经济地理范畴，何况书中尚有大量沿革地理、军 事地理、民俗、文化地理等材料。 　　再说水利方面，书中收集了主要河道、漕运诸河（运河、胶莱运河等）、航运，主 要作物区特别是三吴地区农田水利以及明代水利专家治水方略、奏折等主要资料。 全书实际汇总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摘自 方志外，同时也辑录于实录、文集、邸抄及其他各种史料，其中不少今已失传，或已成 罕见的碑刻和地方史志材料，十分珍贵。《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杂取天下府州县志书 及历代奏疏文集，并明代实录，辑录成编”，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说到这部书的价值，除了前面已叙过它保留了许多珍贵资料和进行了实地考察 加以厘正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明史研究有特殊史料价值。正如赵俪生研究后所云：在 考查明朝社会经济方面，《利病书》却与《明实录》、《皇朝经世文编》有三鼎足之妙。 自上而下的材料，多见于实录，《经世文编》中主要是来自中层士大夫的意见，惟有 《利病书》是透过基层人们的回忆、总结、评论及一些下层的意见，可以补足《实录》 自上而下材料的片面性，对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是很有价值的。 　　此书原为34册，今已不全，第14册全缺，其他各册也有佚文。以后版本多种，现通 行本中，以四库善本丛书馆借涵芬楼印昆山图书馆所藏稿本影印本为佳。 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姐妹篇《肇域志》则是专述地理的，可谓明代地理总志， 因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关系十分密切，这里有必要作一些简要介绍。《肇域志》全书 不分卷，约200万字，其内容包含沿革、形势、城廓、山川、道路、驿递、街市、坊宅、 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墓、郊庙等项，有的府州还附有长篇的食货、官职资料， 可见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一大特点是收编了大量地名。它收集的地名不仅超过《寰宇 通志》、《大明一统志》，而且有的地区比《读史方舆纪要》还多。它除记载了各省府 州县著名山川古迹外，还收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 课税司所在的小地名，有的地区甚至比专志以及《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所辑录的 小地名还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它与《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样，也保存了大量 已经失传的明代方志资料和许多罕见的专志资料，这些珍贵资料可以作校勘其他古籍参 考。此书在乾隆末年已佚京师、江西、四川、广西四部分，现有抄本很多种。近年谭其 骧主持以云南图书馆藏的抄本为底本，校订后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是我国目 前国内最佳版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因源出同一部资料，在拆分时比较粗疏，以致分 而未净。正如今人杨正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介绍中指出：《肇域志》虽偏重于地理， 但也杂有食货、兵防、水利等方面资料；《天下郡国利病书》虽偏重郡国利病，但也杂 有许多舆地记载。诸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屯垦、水利、赋役、漕 运、兵防、马政、盐政等门类，在两书中均有。分得不当的也屡见不鲜，有的州县沿革、 山川、城池等材料不在《肇域志》中，却收入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同样不少有关 国计民生的“论”、“说”、“文”、“集”却不载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却收入了 《肇域志》中。甚至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却被硬行拆开分置在各书中，最典型的是对曾 子籍贯考证，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说法的材料在《肇域志》中，大量考证资料却留在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而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却又放入他的另一部著作《山东肇域记》 中。所以对这两部书的资料，不能机械隔立对待，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参证，互得益彰。

秋泓

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 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 庆重修一统志》。 　　康熙《大清一统志》。清自努儿哈赤统一长城以北，世祖灭大顺、大西，至康熙三 年（1662年），最后灭南明。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四年（1685年）又 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 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 进一步治理国家，次年三月，圣祖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当时国内变化了的 情况。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由于工程浩大，特别是地图的绘制，资料的 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人事又有很多周折，断断续续，以致圣祖于康熙六十 一年（1722年）去世时，这部总志尚未完成。 　　世宗继位以后，重加编辑。可是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仍未完成。高宗继之， 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成书，俗称乾隆旧志。又因为该志的时间至康熙时为止， 故世人称之为康熙《大清一统志》。 　　全书共342卷。排次为京师、直隶，然后是各省。直隶及“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 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 者也。 　　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 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 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凡 例》）其后续修、重修，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体例。 　　乾隆《大清一统志》，是反映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时期国内情况大变化而续 编的。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三年（1725年），将青 海北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分编为29旗（其中和硕特部为21旗、辉特部3旗，土尔扈特部4 旗，喀尔喀部1旗），又将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的蒙古人分为4佐领，青海南部的藏族 分设40个土司，上设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雍正五年（1727年），又平定西藏阿尔布巴 之乱。九年（1731年），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使之办理西藏事务。至乾隆十五年 （1750年），其子谋反伏诛，清政府设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分驻前藏和后藏，统 领西藏事务。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二十二年（1757年），再平阿睦尔撒纳 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大、小和卓木之乱，定南疆，于是设总统伊犁等处将 军及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新疆地区。与此同时，内地和东北、内外 蒙古地区的政区、赋税、人口等，也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这样，原来的康熙《大清 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高宗下令续修 《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况，满足当时的需要。 　　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 《西域图志》等边区的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 需的资料等，工程也相当大。因此，历时2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方才完成。 全书共500卷。其体例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相同，只是增加了新疆地区和雍正至 乾隆时期的变化内容。就这一点来讲，它比前者进步，价值要大。 　　《嘉庆重修一统志》。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国内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 化，其中包括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等等。 为了补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年间的这些变化，嘉庆十七年4月，仁宗下令重修《大清 一统志》。这次重修也经历了30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完成。因为开编于 嘉庆十七年，取材内容也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 志》。 　　全书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二卷。其体例是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 例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 等等。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各方面的变化，同 时对前志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些补充。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排次是：“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 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 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县入焉。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 体例。”（《凡例》）有新增者，则另标出。 　　这次重修，是在两志之后，收集的图书比两志多，特别是有关边疆地区。如采用的 群书中，自国史之外，新增加的有：《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 《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 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然后确切参稽。”这些新图书和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 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新资料一起，“并照体例登入，”（《凡例》）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 富而且准确。 　　在《嘉庆重修一统志》里，凡是新增补者，都一一加以说明。如“府、厅、州、县 有升降分含者，府与直隶州、厅自立专部，即于‘建置沿革’门叙清源流及升降分含年 分，其各州、县，除于所辖府、州下详载外，仍于本条兼注。”又如： 　　“直、省修葺及新建之城池、学校并海岳江、河神庙与诸寺、观等，凡在嘉庆二十 五年以前奉旨修建及赐名者，均据各省来册备载外，其各书院及津梁、隄堰等，有经某 官、某人增建增修者亦载入，”并且注明。“职官有增设、裁汰者，于本条下注明。” “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向设有土司官员，历年有裁汰、停袭，《续志》悉仍前志。” 今按嘉庆二十五年前所查之各省来册修改。“河工海塘事宜，谨遵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所 奉谕旨及督抚河臣奏疏所陈节，载于各省河、海条下。”陵墓、名宦、人物，凡自乾隆 元年（1736年）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新增者，一律补入。“外藩各部，自内扎萨克、察 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俱详核其山水、形势之迹，及封爵、旗分添设移改， 并世袭传次之数，照理藩院册籍登记。” 　　“乌里雅苏台设有将军一，参赞二，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喀尔喀四部官兵， 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并设办事司员，旧志未经晰载，今详考晷度、山川、卡伦、台站， 自为二卷，附于新疆志之末。”（《凡例》） 　　《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 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因此，成了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而受到 官方、学者的重视；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可见，它的价 值和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地理总志。 　　它的最大缺点，是只反映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由于编辑者中学术水 平不一，其中不少内容存在错误，封建糟粕也不少；还有，它把当时派使臣来华的所有 国家，统统称作“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尾，根本与事实不符。 　　然而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是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官修地理总志所不能避免的。但是， 这并不能否定《嘉庆重修一统志》伟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也不能掩盖它在世界历史 地理著作中的光辉地位。

秋泓

“千古绝作”，“海内奇书”-《读史方舆纪要》

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 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 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 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 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 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 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 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 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 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 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 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 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 历史地理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 下一些特点： 　　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 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 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 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 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 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 “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 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 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 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 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 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 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 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 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 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 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 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 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 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 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 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 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 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 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 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 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 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 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 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 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 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 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 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 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 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 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 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 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 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 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 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 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 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 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 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 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 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 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 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 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 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 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 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 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 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 《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 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 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秋泓

“武学必读之书”-《六韬》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 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 　　《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 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 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 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 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 写、扩展、补充成书，又经过汉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说法 接近于目录学大师余嘉锡的观点，较为可信。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广泛流传，具有很 大的影响，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北宋元丰年间（1078— 1085年），《六韬》被定为武学必读之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兵家学习、研究和不断引用的军事经典。 　　《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 “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文字，主要阐 述了政治（文治）和军事（武功）的关系。《文韬》认为，政治先于军事。政治是军事 的基础，军事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指出，战争本乎道义，要想夺取战争的 胜利，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运用“文韬”，即通过政治收揽天下人之心。收揽人 心的关键在于爱民，在于按为君之道施政行事，处理好君臣关系，推行相应的内外政策 和发展经济。 　　具体来说，《文韬》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和天下 人利益一致，休戚与共，才能取得天下。反之，就会为天下人所唾弃。而要做到与天下 人利益一致，就必须实行“仁”、“义”、“道”、“德”，与人民一齐顺从天时，共 享土地所产生的财富，免除人之死，替人排忧解难，与人民忧乐好恶相共，给人民以种 种利益，亦即使人民不失业，不误农时，减少刑罚，减轻赋敛、徭役，不苛扰百姓，爱 民如子弟。君主只要实行爱民之道，自然就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从而取得天下。所以， 君主应抑制自己的私欲，无为而治。官吏要忠贞爱民，廉洁奉公。人民要孝顺父母和长 辈，爱护子女和晚辈，一心从事农耕和纺织。国家要努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实 现富足的目标。对外应安抚近邻，控制四方。发动战争前要事先秘密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公开声讨敌人，号召天下之人一齐征讨。 　　《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主要 从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在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要采取“修德”、“安民” 等政治手段争取民心，瓦解敌人，加速其崩溃的过程，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战争的 胜利，甚至做到不战而胜。 　　《武韬》指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进行战争是 为了吊民伐罪。战前应秘密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看准时机，发动进攻。其次，是力求 不战而屈人之兵。《武韬》认为，天下之人都欢迎给自己以好处的人，而不欢迎损害自 己利益的人。不掠夺人民，就是予人民以好处。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就是使各国获益。 不垄断天下的利益，就是使天下之人都得利。所以，只要不侵夺人民和各国的利益，不 独占天下之利，就能得到人民和各国，以及天下之人的拥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战而 胜。再次，是运用“文伐”，即发动政治攻势。“武韬”列举了12种具体的谋略，主张 用这些权谋诡诈的方法，去利用、扩大、加剧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分化、瓦解和削弱对 方，为军事进攻铺平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手段。最后， 行事要合乎用兵之道，按照战争的基本规律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 “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13篇， 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帅和指挥等问题。如怎样遴选将领，拜将立帅，编组统帅部，树立将 帅的威信，鼓舞士气，秘密通讯和临敌致胜等。它将“智”、“信”、“仁”、“勇”、 “忠”作为选择将帅的标准，主张用8种方法考验将帅，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军权授 予通过考验的统帅。其中“王翼”篇对统帅部的组成，作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对统帅 部各种人员的配备、人数和职责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阴符”篇记载了利用不同长度的 符节表示不同的意思的方法，进行秘密的通讯联络。“阴书”篇则记载了将一封信分作 3份，由3人分别送达的秘密通信法。“军势”和“奇兵”篇揭示了临阵决战，创造和利 用优势，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的一些原则。“五音”、“兵徵”篇将阴阳五行学说引为 其理论的基础，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和迷信之处。 　　《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 “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分别论述了 兵器、军用器材的种类及其性能，以及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和反伏击、攻城、 反火攻等各种形式的作战形式和战术问题。 　　《豹韬》包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 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分别论述了在森林、山地、江河水泽地带和险阻 地形下的作战方法，并对特种地形和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如抗击突然袭击、夜袭和 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等原则进行了总结。 　　《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 “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分别论述军队的分合集结，如何 按一定的标准选拔勇猛有力、武艺高强娴熟的步兵、车兵和骑兵，充当军队的基层军官 和常备兵，如何训练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犬韬》还在逐一论述步兵、车兵和骑兵诸 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和作战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地形条件和敌情的变化，指出步 兵贵在知变化，车兵贵在明晓地形，骑兵贵在了解别径奇道，提出了步兵抗击车骑的方 法，车兵有“十胜八害”，骑兵有“十胜九败”，揭示了使用各种不同兵种的原则和方 法，开创了对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