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序

秋泓

“武学必读之书”-《六韬》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 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 　　《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 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 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 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 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 写、扩展、补充成书，又经过汉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说法 接近于目录学大师余嘉锡的观点，较为可信。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广泛流传，具有很 大的影响，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北宋元丰年间（1078— 1085年），《六韬》被定为武学必读之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兵家学习、研究和不断引用的军事经典。 　　《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 “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文字，主要阐 述了政治（文治）和军事（武功）的关系。《文韬》认为，政治先于军事。政治是军事 的基础，军事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指出，战争本乎道义，要想夺取战争的 胜利，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运用“文韬”，即通过政治收揽天下人之心。收揽人 心的关键在于爱民，在于按为君之道施政行事，处理好君臣关系，推行相应的内外政策 和发展经济。 　　具体来说，《文韬》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和天下 人利益一致，休戚与共，才能取得天下。反之，就会为天下人所唾弃。而要做到与天下 人利益一致，就必须实行“仁”、“义”、“道”、“德”，与人民一齐顺从天时，共 享土地所产生的财富，免除人之死，替人排忧解难，与人民忧乐好恶相共，给人民以种 种利益，亦即使人民不失业，不误农时，减少刑罚，减轻赋敛、徭役，不苛扰百姓，爱 民如子弟。君主只要实行爱民之道，自然就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从而取得天下。所以， 君主应抑制自己的私欲，无为而治。官吏要忠贞爱民，廉洁奉公。人民要孝顺父母和长 辈，爱护子女和晚辈，一心从事农耕和纺织。国家要努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实 现富足的目标。对外应安抚近邻，控制四方。发动战争前要事先秘密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公开声讨敌人，号召天下之人一齐征讨。 　　《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主要 从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在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要采取“修德”、“安民” 等政治手段争取民心，瓦解敌人，加速其崩溃的过程，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战争的 胜利，甚至做到不战而胜。 　　《武韬》指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进行战争是 为了吊民伐罪。战前应秘密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看准时机，发动进攻。其次，是力求 不战而屈人之兵。《武韬》认为，天下之人都欢迎给自己以好处的人，而不欢迎损害自 己利益的人。不掠夺人民，就是予人民以好处。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就是使各国获益。 不垄断天下的利益，就是使天下之人都得利。所以，只要不侵夺人民和各国的利益，不 独占天下之利，就能得到人民和各国，以及天下之人的拥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战而 胜。再次，是运用“文伐”，即发动政治攻势。“武韬”列举了12种具体的谋略，主张 用这些权谋诡诈的方法，去利用、扩大、加剧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分化、瓦解和削弱对 方，为军事进攻铺平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手段。最后， 行事要合乎用兵之道，按照战争的基本规律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 “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13篇， 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帅和指挥等问题。如怎样遴选将领，拜将立帅，编组统帅部，树立将 帅的威信，鼓舞士气，秘密通讯和临敌致胜等。它将“智”、“信”、“仁”、“勇”、 “忠”作为选择将帅的标准，主张用8种方法考验将帅，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军权授 予通过考验的统帅。其中“王翼”篇对统帅部的组成，作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对统帅 部各种人员的配备、人数和职责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阴符”篇记载了利用不同长度的 符节表示不同的意思的方法，进行秘密的通讯联络。“阴书”篇则记载了将一封信分作 3份，由3人分别送达的秘密通信法。“军势”和“奇兵”篇揭示了临阵决战，创造和利 用优势，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的一些原则。“五音”、“兵徵”篇将阴阳五行学说引为 其理论的基础，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和迷信之处。 　　《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 “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分别论述了 兵器、军用器材的种类及其性能，以及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和反伏击、攻城、 反火攻等各种形式的作战形式和战术问题。 　　《豹韬》包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 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分别论述了在森林、山地、江河水泽地带和险阻 地形下的作战方法，并对特种地形和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如抗击突然袭击、夜袭和 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等原则进行了总结。 　　《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 “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分别论述军队的分合集结，如何 按一定的标准选拔勇猛有力、武艺高强娴熟的步兵、车兵和骑兵，充当军队的基层军官 和常备兵，如何训练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犬韬》还在逐一论述步兵、车兵和骑兵诸 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和作战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地形条件和敌情的变化，指出步 兵贵在知变化，车兵贵在明晓地形，骑兵贵在了解别径奇道，提出了步兵抗击车骑的方 法，车兵有“十胜八害”，骑兵有“十胜九败”，揭示了使用各种不同兵种的原则和方 法，开创了对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研究。

秋泓

最早、影响最大的字典-《说文解字》

《说之解字》又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100 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 书献给皇帝。 　　《说文》旧称字书，按今天观点看，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 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 就是文献语言学的莫基之作。《说文》成书不久，就被当世学者所重视。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说文》 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 《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 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们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 解更是我们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说文》这样一部巨著，是在经学斗争中产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 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国时文字写的，汉代称六国 文字为“古文”，用古文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秦始皇出于愚民政策的需要，把这些 用古文字写成的《诗》《书》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汉初年，一些老年儒生凭记忆把五经 口授给弟子，弟子用隶书记下来。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称“今文”，用今文书写的 经书，称今文经。后来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经书。 这样在汉代经学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 　　两派的区别不只是表现为所依据的经学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现为怎样使经 学为封建统治服务上。今文经学家喜欢对经书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宣扬迷信的谶纬之学； 古文经学家则强调读懂经典，真正理解儒学精髓，为此侧重名物训诂，重视语言事 实，比较简明质朴。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编著《说文》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扩 大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 　　《说文》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 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 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 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 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 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 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 　　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 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 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 　　许慎创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 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 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 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 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 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 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 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 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 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 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 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 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 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 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 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 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 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 分析《说文》所收录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 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 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 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等；其 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 《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 中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4人之 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 　　《说文》问世以后，也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 文》。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 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 《说文》。 　　《说文》早期传本不得而知，有记载最早刊刻者是唐代李阳冰，他在代宗大历年间 刊定《说文》，但其中掺杂李氏臆说颇多。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研《说文》，徐 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是第一种《说文》注本，成书于南唐末年，世称小徐本，徐锴对 李阳冰谬说多有匡正。徐铉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奉旨校定《说文》，世称大徐本。另外， 今尚存有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一卷，仅188字。清人研治《说文》，多以大徐本为 基础，同时参校小徐本。大小徐本今天均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秋泓

“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方言》

《方言》一书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 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又是著名 语言学家。 　　《方言》不仅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 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 典性著作。在《方言》尚未完全成书之时，与扬雄相识的张伯松（西汉张敞之孙）就盛 赞它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扬雄答刘歆书》） 　　扬雄虽是我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 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 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輶（yó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全国各地调查方言、 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輶輶轩之使”，也就是“輶轩使者”的意思。 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 《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 高堂知天下风俗也。” 　　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 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 “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 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 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种通过輶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 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成都的 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而 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 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 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 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 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 　　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 释义，说得通俗点，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 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 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 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 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 “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扬雄还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 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 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 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 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 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 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 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 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 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 《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 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 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 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 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 （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 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 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 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 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例如： ①跌：蹷也。（卷13） ②焬、烈：暴也。（同上） ③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 或曰怜。怜，通语也。（卷1） ④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 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往，凡语也。（卷1） 　　例①、②这种释词方式见于卷12、13，缺少了方言词的比较和通行区域的说明。例 ③、④大体是全书的通例。所谓“通语”、“凡语”，指的是当时没有区域限制的通行 语；某地语或某某之间语指某地区或某两地区方言而言，最后两种情况也有通行区域广 狭之分。 　　在记录方言词汇时，扬雄已敏税地觉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 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或“语之转”。例如： ⑤庸谓之倯，转语也。（卷3） ⑥鼅鼄：……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卷11） 　　例⑤倯（sōng）与庸叠韵，都是懒惰无能的意思。例⑥两种名称实指一物，即今 天的蜘蛛，它们都是由“侏儒”一词的语音衍化而来。 　　《方言》一书所涉及的方言区域，东起齐鲁，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 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 蜀、汉，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由此我们可以考见汉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区域，绘制 出大致的方言地图。《方言》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 尤为重要的是，《方言》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 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 力量进行全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 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在方言词汇、方言语音调查的规模和 记录手段、工具都已远胜古人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铭记扬雄握笔携绢，口问手写，孜孜 不倦的开创之功。《方言》作为“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 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当是当之无愧的。

淡淡紫玉

各个都大有学问

红菱

太多了，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