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袈裟的政治家——活佛的故事

遇随而安

　这一切血腥的征服，都是在五世达赖默许甚至鼓励之下进行的，而达赖喇嘛自己也在其中受益颇丰——据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记载，藏历铁鸡年即公元1681年正月初二，“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将缠头人的疆域收归自己统治下之后，把以叶尔羌为主的一千五百座城镇、二百万户人口奉献给我”。所谓“缠头人”，其实就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当时还没有维族这个名称，他们往往自称“缠头人”或“缠族”，而“维吾尔”这个族名1921年才出现，一直到1935年，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及新疆省政府才正式发布将“缠族”名称改为“维吾尔族”的通令。

　　据说，当年的中亚大草原上，牧人们都知道普天之下有三个最强大的君主：俄国的沙皇，中国的博格达汗即清朝皇帝，以及准噶尔的博克硕图汗。但噶尔丹对此却并不满足，目光早已瞄向遥远的东南，据说他曾如此向自己的子民们号召：“我们会成为曾经由我们统率的那些人的奴隶吗？！这个帝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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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指的就是满洲人，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曾向蒙古人屈膝，而“这个帝国”指的无疑是满洲人所建立的清帝国。对此，《草原帝国》写道：“噶尔丹现在的目标是重写成吉思汗国的史诗，他激励所有蒙古人去参加夺取满族人（这些暴发者的女真族祖先们曾经被成吉思汗打倒过）的远东帝国。”

　　于是，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个火星撞地球的消息：博硕克图汗与博格达汗，他们将进行生死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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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二、崛起》（下）



　　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在距离大清帝国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蒙语‘乌兰’意思是‘红色’，‘布通’则为‘山’，合起来就是‘红山’，该地位于现在的旅游胜地、河北与内蒙交界的张北坝上草原），三万准噶尔大军正向着不远处的北京挺进，带领他们的是志得意满的博硕克图大汗噶尔丹。

　　不久之前，从外蒙古方向入侵的准噶尔军刚刚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大胜清军，根据在场的一位俄国军事观察员记载，此战清军损失极其惨重：“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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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卡尔梅克”，是俄罗斯对卫拉特蒙古人的传统称呼，至今俄罗斯境内还有一个卡尔梅克共和国，居民主要是当年没有来得及跟随渥巴锡东归的那些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后裔，兼杂少量准噶尔、和硕特等其他卫拉特蒙古人。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不甘心屈服于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与纳粹德国合作，甚至有五千人加入德军，组成了“卡尔梅克志愿骑兵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交界处的阿速海与纳粹德国并肩战斗。随着斯大林的暴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废黜卡尔梅克共和国，当地残余的卡尔梅克人被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相传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中途死去，剩下的人们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才获准回乡。

　　乌尔会河之战的起因，是噶尔丹突然对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发动了攻击，此前一年已正式成为清廷藩臣的喀尔喀人抵挡不住，不得不向自己的新宗主康熙求援，皇帝于是下令全国动员，并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准噶尔铁骑势如破竹，已经杀入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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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康熙在战争的布置上有些过于托大了。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农历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已经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后的第二十天了，而清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还需要二十天时间，也就是说，噶尔丹有超过四十天的充裕时间来从容准备。

　　尽管皇帝一再催促，但由于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临时筹措，比如必须派人到马场取马，从各地库房调集武器弹药等等，所以清廷再抓紧安排，发兵日期比原来预计的正常情况只提前了三天。即使率领两万先锋部队的理藩院（相当于清帝国边疆少数民族事务部并兼办对俄外交）尚书阿拉尼，也是在噶尔丹进入战场的第八天才到达乌尔会河的，准噶尔军完全是以逸待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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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乌尔会河之战开始时，清军主力尚在途中，只有阿拉尼的部队进入了阵地，双方各约有两万人马，虽然在兵力上势均力敌，但清军经过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更为严重的是，贪功的阿拉尼不等己方大军到达，便抢先向准噶尔军发起了攻击，结果遭到惨败。事后，阿拉尼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含糊其辞，里面频频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他把战争的失利归咎于友军喀尔喀人的不堪一击，说这些人的糟糕表现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发挥，同时他认为敌人的火枪兵数量众多，而己方的火器还在路上运输，因此无法组织有效对抗。

　　不过，当时与准噶尔汗国交往密切的俄罗斯帝国保存了一份准噶尔外交官提供的战争纪要，其观点却完全不同，里面写道：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

　　“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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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尔会河战败的消息传来，天下震动，史载“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也就是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几乎把所有能当兵的男丁都动员起来，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市场萧条，米价飞涨。

　　准噶尔铁骑继续狂飙突进，对于这些狂热的圣战者来说，距离建立那个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以噶尔丹大汗为世俗首脑的藏传佛教理想国，目标无疑又近了一步。而身为这个儒释道合一大帝国的总负责人，在千千万万个百姓、读书人甚至和尚道士的注视之下，康熙不得不正式宣布亲征——尽管皇帝自己是满洲人而非汉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确实是中原文明的坚定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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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历史上少见的中原皇帝与游牧可汗之间的强者对决，在以往的时代里，人们还很少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冒顿单于强盛时，汉武帝还没有出生；唐太宗面对的是日薄西山的颉利可汗，而不是如日中天的始毕或统叶护；即使让人无比期待的帖木儿与朱老四的终极PK，也因前者的突然逝世而中途夭折。

　　鉴于自己离北京已经相当近，噶尔丹于是决意率军直捣京师。而康熙则痛定思痛，他迅速重整旗鼓，命令前线将领：“毋以前战未捷，遽怀退怯。其收集兵马，严行警哨”。鉴于乌尔会河一战阿拉尼孤军深入惨遭失败的教训，皇帝在军事行动上极为谨慎，严禁各路清军自行开战，而是令他们会齐后待命。可以说，这次战败使康熙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及时扭转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并迅速组织大军准备下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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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清朝史料的说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康熙皇帝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赌注——他竟然以帝国的首都为诱饵，将噶尔丹引诱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他致信噶尔丹，要求双方在清军选定的主场进行决战，奖励则是赢家通吃，胜利者将获得整个中国和蒙古。

　　噶尔丹接受了康熙这个看上去颇有骑士精神的挑战，对此，前苏联准噶尔史学专家兹拉特金写道：“他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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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京城越来越近了，一战而定乾坤，恢复往日蒙古帝国的光辉，建立心中理想的香巴拉佛国，似乎已指日可待……博硕克图大汗正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想象之中，突然之间，美丽的草原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山坡上清军的伏兵四起，猝不急防的准噶尔人立刻陷入苦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