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著名家教选介：曾国藩家训

乡村九哥

四、从政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1]，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2]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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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储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余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待兄弟之素志也。恐诸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3]，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4]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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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⑸矣。（同治元年四月《日记》）

　　一曰慎独[6]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引自《曾国藩家书》）

　　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心述手记》）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7]而后不忝于[8]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此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与诸弟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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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高堂:指父母。

　　[2]甘旨：美味的食品；

　　[3]李林甫、卢怀慎辈：李林甫（683－753），号月堂，陕西人，为唐玄宗李隆基朝代的著名奸相。为人善音律，无才学，会机变，善钻营，被人称为“口蜜腹剑”的阴险之人。李林甫专权十九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助成安史之乱。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告发，尚未下葬，即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不知曾国藩为何将其与李林甫同列。

　　[4]谬膺高位：荒谬地担任高官。

　　[5]蠲（juān）除：免除、废除。

　　[6]慎独：儒家修身之道，见《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指在独处之中亦自我约束，谨慎不苟。

　　[7]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襟怀，有辅助君主成为一代圣主的抱负。民胞物与：以万民为同胞，万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语出处宋代理学家张载《西铭》。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

　　[8]忝（tiǎn）：勉强，有愧于，是谦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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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这几段家训，取自曾国藩的《日记》和《与诸弟书》，其中有自己从政原因和目的的表白，也有对弟弟们在家乡如何为人处世的告诫。可以看做是对自己政治志向的表白，与诸弟在政治操守上的互相勉励。其中诸言，如“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⑺而后不忝于⑻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⑶，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⑷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这些皆可作为官箴，也完全可以作为今日高级干部的道德典范。曾国藩能成为“中兴名臣”主要原因也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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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友

　　【原文】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1]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2]，亦莫大乎此。仲尼之无常师[3]，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记》）

　　【注释】

　　[1]薰：感染、感化。

　　[2]君相之道、师儒之道：作为辅佐君王的臣子和拜儒者为师。“君相”即“相君”，“师儒”即以儒为师。

　　[3]仲尼：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他向所有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学习。仲尼，孔子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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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他恪守不树朋党，闭心自慎的为官原则和处事之道。不广交友，因此交友方面言论不多。但从他告诫诸弟“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可见他对交友非常慎重，而且要经过认真选择。他交友坚持两条：一是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是与人为善：“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曾国藩交友的谨慎和洁身自好与当时吏治的腐败、贿赂的公行也有极大关系。正如他在“治家”篇中所告诫诸弟的：“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诸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一步。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也正因为当时吏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近日党中央批评今日的官场，盛行搞圈子，拜把子，同乡会，称什么“黄埔一期、二期”，也不妨以曾国藩的交友作为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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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戒傲、戒惰

　　【原文】

　　少劳则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盖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也。

　　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家书》）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曾国藩家书》）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戒骄字，以不轻易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傲为凶德，惰为衰气。
　　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曾国藩家书》）

　　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古来言凶德至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
　　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2]，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曾国藩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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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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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丹朱：传说中上古君主尧的长子。因被封于丹渊（在今天河南淅川县的丹水流域），故称之为丹朱。传为中国围棋的始祖，从小极受尧的宠爱。但其个性刚烈、欠和顺和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之子”。

　　[2]枢机：关键、枢纽之处。

　　【简评】

　　这几段家训是对子侄训诫不要有“骄、惰”之气。指出“骄、惰”之气的危害、产生原因和防止办法。曾国藩指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防止的办法则是“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更是要“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这对于今日的“官二代”，对于夸耀“我爸是李刚”的干部子弟，对于吸毒、打人的明星子女，更有现实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