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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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通义》，史学评论名著，八卷，清章学诚撰。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苦读经史，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曾建议朱筠搜诊遗书，各疏原委，朱筠遂上书乾隆帝，四库自此开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受知于湖广总督毕沅，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篇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外篇为方志论文集。书中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此实倡自明代王守仁，章学诚加以发展，认为经亦是史，史先于经，应据史以谈经，“切合当时人事”，将经学建立在史学的基础之上。在史书编纂方面，章氏注重史德，言“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在史书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认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和“二长”（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点；对于纪事本末体，亦备加赞许，认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兼有纪传体和编年体所不具备的优点。在为学态度方面，章氏主张“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提倡经世，反对空谈。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妇女的看法。在《妇学》篇里，他阐述了自己的妇女观，也可以说是一部“妇学”史，认为上天给予男女的聪明智慧是相同的，妇女也可以明诗礼。故此，他批判了才子佳人小说一番，“男必纤佻轻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女必冶荡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批评小说传奇的同时，也批评了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不过，章氏率性臧否人物，倒是足见真性情之风致，非道貌岸然之讲经论史，其畅行于世，亦不足怪。《文史通义》写作时，部分文章传出，段玉裁便为之叹绝，近人更将其与《史通》并称史学论著中之双璧。

　　此书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章学诚之子华绂首刻于大梁，是为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咸丰元年的《粤雅堂丛书》为较早之翻刻本。《丛书集成初编》、《四部备要》亦都收入《文史通义》。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刘公纯标点本，但未收入大梁本的外篇三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有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注释词义，撮举大意，颇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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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内篇一

清·章学诚

国学○易教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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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内篇一

清·章学诚

国学○易教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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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徵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於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於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於伏羲，《连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於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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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於处忧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於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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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通於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於历学者，皆可推寻，岂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讬《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於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於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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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易教中

     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虽始於《周官》，而《连山》、《归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连山》、《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易之初见於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後，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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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象之历，作推步解，非历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於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於成周；历始黄帝，而递变於後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说，虽创於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於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於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後。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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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子语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於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後，历显而《易》微；历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师传；故儒者敢於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於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观此，益知《太玄》、《元包》、《潜虚》之属，乃是万无可作之理，其故总缘不知为王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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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易教下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於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於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