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鄂东北的随州市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在湖北省的地级市中，个头不算大，人口不算多，但要论起文化底蕴来，不仅在湖北省绝对是“拿蓓儿玩”（No.1），即使在全国排起座次来，也要坐到很靠前的位置。炎黄二帝是炎黄子孙的人文始祖，排序第一的炎帝就诞生在随州，这样算来至少有一半的文化元素与这片土地有渊源；周王朝分封天下，此地得以分封建国，国君还获得了“侯爵”的封号，而邻居楚国的国君才弄了顶“子爵”的帽子，比“侯爵”整整低了两大等级，要是像现在这样按级别排座位，开起会来随侯完全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而楚王只能待在台下面；这个国名也有超高的文化含量，“随”就是顺应发展规律的意思，亦即“顺势而为”，它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十七卦的卦名，并且是个大吉大利之卦，意思是只要能做到“随”，就不会有任何凶险，这也是周文王在监狱里悟出的人生智慧和哲学精髓，可见周成王当年对随国这块风水宝地是多么的上心；擂鼓墩编钟的惊艳亮相，毫无争议地征服了世界，把人类音乐中音阶的完美史一下子提前了数百年，让咱们中国人心中有了满满的文化自信。在汉语的语言文字中也记录着随州人的贡献，有很多成语记录着随州故事。使用频率甚高的成语“南辕北辙”于春秋时期诞生在随国，其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成语“隋珠弹雀”也是因为“隋侯珠”的超高价值而流传后世，不仅具有经济学价值，更有“知恩图报”、动物保护等方面的人文价值。
“绿林好汉”不仅记录着东汉初年那段历史，还把2000前的随州“声音”记录了下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特批这里的“绿”字仍然读“随州音”，因为大洪山当年就叫“绿林山”，当然，这个读音还保留在其他地名中，如中朝边境那条著名的河流“鸭绿江”的“绿”，也读“录”。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地方至今仍然跟随州人一样顽固地坚持把“绿”念“录”，如安徽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唱词“绿水青山带笑颜”中的“绿”，正宗唱腔念“录”，四川重庆一带把羞辱男人的“绿帽子”中的“绿”也仍然读“录”，还有与“录”字有关的那些字，逯、禄、碌、渌、録、箓、琭等等，都念“录”，这充分说明此字自古以来正确的读音就是今天的“随州音”。所以，我很纳闷，为什么会把最常用的“绿”字读成“驴”呢？不符合常理呀，这中间肯定有猫腻。
古今中外能够改变常用字读音的不是政治家就是音乐家，就以上所列证据，足以证明明清两朝不会改，明朝朱元璋是安徽人，清朝努尔哈赤是辽东半岛人，他俩老家人都始终念“录”，所以，绝对不会在这个字的读音上去瞎折腾。再上溯一下，唐朝皇帝倒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特别是那个唐明皇李隆基，既霸道也懂音乐，成天跟杨贵妃在KTV里“卡拉OK”，说不定美人的小嘴偶尔把“绿”唱成了“驴”，他一高兴就拍了板，于是，西北那边的诗人和歌唱家率先把它唱成“驴”了——这只是散咵，千万别当真。
说起四川重庆一带跟随州一样也把“绿”读“录”，我就有故事可讲了。
大约三年前，国家关工委在重庆的分支机构派人来随州联系工作，谈完正事，几个随州人在一旁闲聊，两位客人听了一会突然感慨道：“你们随州方言跟咱们重庆方言差不多！”
当时也就一笑而过，没想那么多，事后也就渐渐淡忘了。直到有一天，跟一位研究训诂学的学者聊天，他说随州方言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与东西南北四周的方言都不搭界，江汉平原及京山、钟祥是楚音系，枣阳、宜城、信阳是豫音系，广水、安陆受鄂东黄麻等地的方言影响比较大，只有随州方言在湖北独树一帜，但非常接近四川、重庆的方言，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奇怪的，然后就在网上查资料，把随州方言与四川、重庆的方言仔细对照，看看相似度究竟有多高。这一对照果然有惊人的发现，特别是重庆方言，跟咱们随州方言简直是太像了！好多日常用语的DNA图谱几乎一模一样。
挑几个最常见的例子说说。
介绍身体部位把膝盖叫“磕膝头”，把踝关节叫“螺丝骨”，把手肘叫“倒拐弯儿”，最雷人的是把臀部叫“坐墩儿”；常见动物名称把青蛙叫“咳蚂”，把跳蚤叫“虼蚤”，把蚯蚓叫“虫鳝”；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把鞋子读成“孩子”，把敲门读成“靠门”，把解手读成“改手”；还有一些形容词、副词、歇后语等，都有很多相同的，如把搅局的人说成“搞屎棒”，把给脸色看说成“垮起个脸”，把形容物品很短说成“短杵杵的”，把叮嘱人认真严肃办事说成“好生点儿”……
总之，两地在使用这些方言时，读音和语义至今仍然高度一致，不能说没有一点因果关系。
什么关系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最后从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得到了启发。具体说是这段文字：
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统治者的语言就是标准语言——原来方言的改变与形成与政权更迭有极大的关系！英国统治印度190年，留下的最大文化遗产就是全民英语，日本殖民朝鲜半岛50年，留下了日常用语“请多关照”。
按照这个思路去推理，四川方言与随州方言之间也一定会与政治扯上关系。简言之，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要么是四川人统治过随州，要么是随州人统治过四川，二者必居其一。
想到这里，事情真相就有点眉目了。1982年3月，重庆一个纺织厂搞基建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座皇帝墓，皇帝的朝服居然完好如新，经考古工作者认定，墓的主人公便是大夏国皇帝明玉珍，这是一位随州土生土长、满口随州方言的随州汉子。
明玉珍1331年生于随县柳林镇的梅丘，1351年参加了元末的农民起义，在徐寿辉旗下打拼，两年后积战功官至元帅，六年后也就是1357年率数万随州子弟入蜀，成为了今天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军政长官，也就是这片天地的最高统治者。
1360年起义军内讧，陈友谅杀死了明玉珍的顶头上司徐寿辉自己称帝，明玉珍一怒之下宣布脱离陈友谅，在重庆自立门户，先称陇蜀王，不久便自己当起了大老板，国号大夏，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纪年天统，成为了大夏国的开国皇帝。
皇帝是随州人，成天说着随州话，那些从随州带过去的几万弟兄自然也被安排到各地当领导，据《明史》记载，西南那边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农庄都分给了入川的随州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起码乡镇长以上的干部都由随州人担任了，其他人要想进步，博得领导的好感，就不得不下苦功夫学说随州话，起码要能听懂领导的讲话啊。
古今官场上的潜规则都是一致的——领导的手表就是标准时间，领导的方言就是普通话，皇帝指着脚上边的那个部位说“这叫螺丝骨”，谁还敢纠正说那是“踝关节”？除非想找死。
这个政权虽然存在时间不太长，也就十几年的光景，但在语言方面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明玉珍的儿子明升向朱元璋投降后，他那一支血脉被礼送到朝鲜养老，但其政权体系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只是把大夏国朝廷改成了省衙门，把皇帝换成了“省长”而已，其他的官员也就改了改名称，过去干嘛还是干嘛。也就是说数万随州人仍然在那里当着领导，传播着随州文化，渐渐教会了当地人说随州话。
试想，那些随州哥儿们成为了贵族后可是要娶老婆的，最低得娶一个吧，平均生三个孩子，一代下来就有几十万人说随州话，600年的发展中，已经繁衍了几十代。当然，这些人的语言也会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在这个相互同化和异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话”。
这就是今天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方言有点像随州话的根本原因。
发表于 2017-9-14 08: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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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4:4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