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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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质性

      《洪范》三德，正直协中，刚柔互克，以剂其过与不及；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聪明才力，无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论知言，以为生心发政，害於其事。吾盖於撰述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为书，本无立言之旨，可弗论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而按以三德之实，则失其本性，而无当於古人之要道，所谓似之而非也。学者将求大义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则始於乱三而六者，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呜呼！质性之论，岂得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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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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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学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义，称必归於《诗》、《书》，功必及於民物，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宾筵，闻者以谓肄业及之也。或曰：宜若无罪焉。然而子莫於焉执中，乡愿於焉无刺也。惠子曰：“走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观斯人之所言，其为走之东欤？逐之东欤？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纷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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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杰者出，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实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则鸣也。观其称名指类，或如诗人之比兴，或如说客之谐隐，即小而喻大，吊古而伤时，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当泣，诚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谓贤者不得志於时，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盖其旨趣，不出於《骚》也。吾读骚人之言矣：“纷吾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迁曰：“余读《离骚》，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其志洁，其行廉，爵然泥而不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贾之所以吊屈，而迁之所以传贾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讬於《骚》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骚之故而茫然也。嗟穷叹老，人富贵而己贫贱也，人高第而己摈落也，投权要而遭按剑也，争势利而被倾轧也，为是不得志，而思讬文章於《骚》、《雅》，以谓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谓“齐心同所愿，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举擢百十高第，必有数千贾谊，痛哭以吊湘江，江不闻矣。吏部叙千百有位，必有盈万屈原，搔首以赋《天问》，天厌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吾谓牢骚者，有屈贾之志则可，无屈贾之志则鄙也。然而自命为骚者，且纷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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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旷观者，从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适吾意也。人以吾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为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见，不欲其过执也。必欲信今，又何为也？有言不如无言之为愈也。是其宗旨盖欲讬於庄周之齐物也。吾闻庄周之言曰：“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适上遂，充实而不可以已，则非无所持，而漫为达观，以略世事也。今附庄而称达者，其旨果以言为无用欤？虽其无用之说，可不存也。而其无用之说，将以垂教欤？则贩夫皂隶，亦未闻其必蕲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尝欲明古今之是非，而执人我之意见也哉？怯之所以胜勇者，力有馀而不用也。讷之所以胜辨者，智有馀而不竞也。蛟龙战於渊，而螾蚁不知其胜负；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强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讬於不欲，则夫妇之愚，可齐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纷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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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骄阳沴阴，中於气质，学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则不如其不学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於万物，进取之狂也。昔人谓庄、屈之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乡愿者流，讬中行而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於学见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几狂狷可与乎！然而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气也。累於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环转无端，而不自知。苟尽其理，虽夫子愤乐相寻，不过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约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屈原忧极，故有轻举远游餐霞饮瀣之赋；庄周乐至，故有後人不见天地之纯、古人大体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阴者，妄自期许，感慨横生，贼夫骚者也。毗於阳者，猖狂无主，动称自然，贼夫庄者也。然而亦且循环未有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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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子廷枫曰：“论史才史学，而不论史德，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前人自有缺义。此与《史德》篇，俱足发前人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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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黠陋

     取蒲於董泽，承考於《长杨》，矜谒者之通，著卜肆之应，人谓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实之宾，徇名而忘实，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太上忘名，知有当务而已，不必人之谓我何也。其次顾名而思义。天下未有苟以为我树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为。尽其所知所能，而不强所不知不能。黠者视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为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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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蒲於董泽，何谓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犹六经之删述也。《左》因百国宝书；《史》因《尚书》、《国语》及《世本》、《国策》、《楚汉春秋》诸记载，己所为者十之一，删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为非也。彼著书之旨，本以删述为能事，所以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辞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且其所本者，并悬於天壤，观其入於删述之文辞，犹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镕同於造化矣。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传记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书，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变也。既为集中之传记，即非删述专家之书矣；笔所闻见，以备後人之删述，庶几得当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窥见当世之学问文章，而不能无动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见史家之因袭，而黠次其文为传记，将以渊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历算，家有其书矣。裒录历议，书盈二卷，以为传而入文集，何为乎？退而省其私，未闻其於律算有所解识也。丹溪朱氏之医理，人传其学矣。节钞医案，文累万言，以为传而入文集，何为乎？进而求其说，未闻其於方术有所辨别也。班固因《洪范》之传而述《五行》，因《七略》之书而叙《艺文》。班氏未尝深於灾祥，精於校雠也，而君子以谓班氏之删述，其功有补於马迁；又美班氏之删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盖以《汉书》为庙堂，诸家学术，比於大镛鼖鼓之陈也。今为梅、朱作传者，似羡宗庙百官之美富，而窃取庭燎反坫，以为蓬户之饰也。虽然，亦可谓拙矣。经师授受，子术专家，古人毕生之业也。苟可猎取菁华，以为吾文之富有，则四库典籍，犹董泽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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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考於《长杨》，何谓也？善则称亲，过则归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体也。《诗》、《书》之所称述，远矣。三代而後，史迁、班固俱世为史，而谈、彪之业，亦略见於迁、固之叙矣。後人乃谓固盗父书，而迁称亲善。由今观之，何必然哉？谈之绪论，仅见六家宗旨，至於留滞周南，父子执手欷歔，以史相授，仅著空文，无有实迹。至若彪著《後传》，原委具存，而三纪论赞，明著彪说，见家学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启郑樵诬班氏以盗袭之嫌哉？第史迁之叙谈，既非有意为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为其详；孝子甚爱其亲，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於书，必肖其亲之平日，而身之所际不与也。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焉。其亲无所称述欤？阙之可也。其亲仅有小善欤？如其量而录之，不可略而为漏，溢而为诬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陈己之功绩，累牍不能自休，而曲终奏雅，则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张己之荣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赋卒为乱，则曰吾先德之报也。夫自叙之文，过於扬厉，刘知几犹讥其言志不让，率尔见哂矣。况称述其亲，乃为自诩地乎？夫张汤有後，史臣为荐贤者劝也；出之安世之口，则悖矣。伯起世德，史臣为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赐之书，则舛矣。昔人谓《长杨》、《上林》诸赋，侈陈游观，而末寓箴规，以谓讽一而劝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诩百，而称亲者一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