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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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文生於质，寿祝哀诔，因其人之质而施以文，则变化无方，後人所辟，可以过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因乎事者，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醮女之辞，冠男之颂，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别为辞，载在传记，盖亦多矣。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礼乐之所不废也。然而其质不存焉，虽有神圣制作，无取仪文节奏，以为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则概为之辞，所为辞费也。进士题名之碑，必有记焉；（明人之弊，今则无矣。）科举拜献之录，必有序焉；（此则今尚有之。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如贺表例。）自唐、宋以来，秋解春集，进士登科，等於转漕上计，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题名进录，故事行焉，虽使李斯刻石，（指题名碑。）刘向奏书，（指进呈录。）岂能於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启焉；同此堂构，同此男女，虽使鲁般发号，高禖绍宾，岂能於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而当世文人，方且劣彼而优此，何哉？国家令典，郊庙祝版，岁举常事，则有定式，无更张也。推恩循例，群臣诰敕，官秩相同，则有定式，无更张也。万寿庆典，嘉辰令节，群臣贺表，咸有定式，无更张也。圣人制作，为之礼经，宜质宜文，必当其可。文因乎事，事万变而文亦万变，事不变而文亦不变，虽周、孔制作，岂有异哉？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常人之所不能损者，神圣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积习相寻，必欲夸多而斗靡，宜乎文集之纷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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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曰：“君子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丧礼远近有别，而文质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葬亲堂祭之祭文矣，分赠吊客之行述矣。传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焭焭苫块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无时。”尚有人焉，能载笔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异於苍梧人之让妻，华大夫之称祖欤？或曰：未必其文之自为，相丧者之代辞也。夫文生於质也，代为之辞，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鸱鸮既处飘摇，不为见睆之好音，鲋鱼故在涸辙，不无愤然之作色，虽代禽鱼立言，亦必称其情也。岂曰代为之辞，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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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谓代人属草，有父母者，不当为人述考妣也。颜氏著训，盖谓孝子远嫌，听无声而视无形，至谆谆也。虽然，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嫌之大者，莫过君臣；周公为成王诏臣庶，则不以南面为嫌。嫌之甚者，莫过於男女；谷永为元帝报许后，即不以内亲为忌。伊古名臣，拟为册祝制诰，则追谥先朝，册后建储，以至训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言，岂有嫌哉？必谓涉世远嫌，不同官守，乐府孤儿之篇，岂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妇之叹，何非须眉之男子？文人为子述其亲，必须孤子而後可，然则为夫述其妻，必将阉寺而後可乎？夫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君子弗为，盖以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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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内篇五

清·章学诚

国学○申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於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後，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於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钜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较短；亦未尝欲後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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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宠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後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後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於迁、固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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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後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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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後学者，颇有訾謷。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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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後》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今先生独谓唐人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於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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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後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後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後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於专门著作之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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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於《春秋》，《世本》、《国策》之於《史记》，其义犹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