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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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亳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覈典章，发明大旨者也。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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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徵，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於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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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选事仿於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徵实事也。《文鉴》始有意於政治，《文类》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习久，而所见长於古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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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方州文字无多，既取经要之篇入经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曰：既已别为一书，义例自可稍宽。即《文鉴》、《文类》，大旨在於证史，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名笔佳章，人所同好，即不尽合於证史，未尝不可兼收也。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诗》教自与《春秋》分辙也。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其稍有识者，亦知择取其有用，而慎选无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义，即此已为滥收；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倍增其艺文，犹嫌其隘矣。不为专辑一书，以明三家之学，进退皆失所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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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於风诗之流别，何谓也？曰：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书》曰：“诗言志。”古无私门之著述，经子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之不为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诸品者，古人始称之为文。其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者，古人称书，不称文也。萧统《文选》，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今仿选例而为文徵，入选之文，虽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故附之於风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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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孔衍有《汉魏尚书》，王通亦有《续书》，皆取诏诰章疏，都为一集，亦《文选》之流也。然彼以衍书家，而不以入诗部，何也？曰：《书》学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达其义而强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犹後世，济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贡》者，犹欲於荥泽、陶邱濬故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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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三书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废者，如《通鉴》之编年，本末之纪事，後此相承，当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艺，何所演其流别欤？曰：是皆《春秋》之支别也。盖纪传之史，本衍《春秋》家学，而《通鉴》即衍本纪之文，而合其志传为一也。若夫纪事本末，其源出於《尚书》；而《尚书》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为《春秋》之别也。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纪传矣，《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尚书》之遗法。所谓事经屡变而反其初，贲饰所为受以剥，剥穷所为受以复也。譬烧丹砂以为水银，取水银而烧之，复为丹砂，即其理矣。此说别有专篇讨论，不具详也。（此乃附论，非言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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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书之外，别有《丛谈》一书何为邪？曰：此徵材之所馀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馀，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何邪？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志後，或称馀编，或称杂志。彼於书之例义，未见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无伤也。既立三家之学，以著三部之书，则义无可借，不如别著一编为得所矣。《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於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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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州县请立志科议

    鄙人少长贫困，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其间评骘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盖尝详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质，因体立裁。至於立法开先，善规防後，既非职业所及，嫌为出位之谋，间或清燕谈天，辄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怀阙如。然定法既不为一时，则立说亦何妨俟後，是以愿终言之，以待知者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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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藉？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於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贰；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众，“书其敬敏任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坟衍原隰之名”；是於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钜细无遗矣。至於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大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於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详於下。郡县异於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