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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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无三代之遗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备哉？天下政事，始於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闾族党，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帅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犹三代比闾族党、长帅正伯之遗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县纪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国，比国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後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於诸府，诸府取於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徵信，实朝史之要删也。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州县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献徵文，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不复问之州县矣。夫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六部不由州县，而直问於民间，庸有当欤？则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难乎？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无三代之官守典籍，即无三代之文章；苟无三代之文章，虽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而经纶政教，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後世专以史事责之於文学，而官司掌故，不为史氏备其法制焉，斯则三代以後，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今天下大计，既始於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於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於一时，平日当於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於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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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摛辞，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仿乡塾义学之意，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也。学校师儒，慎选老成，凡有呈纳，相与持公覈实可也。夫礼乐与政事，相为表里者也。学士讨论礼乐，必询器数於宗祝，考音节於工师，乃为文章不讬於空言也。令史案牍，则大臣讨论国政之所资，犹礼之有宗祝器数，乐之有工师音节也。苟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牍，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则是无质之文，不可用也。独於史氏之业，不为立法无弊，岂曰委之文学之儒已足办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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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由州县而达乎史官，其地悬而其势亦无统要，府与布政使司，可不过而问欤？曰：州县奉行不实，司府必当以条察也。至於志科，既约六科案牍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以为府志取裁；司吏必约府科之要，以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并蓄，参互考求，可以稽州县志科之实否也。至於统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县志科之於其官长师儒，录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详其始末，存於科也。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录如州县可也。此则府志科吏，不特合州县科册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为其司与府者，不容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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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是於史事，诚有裨矣。不识政理亦有赖於是欤？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於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不鲜也。谱牒不掌於官，亦今古异宜，天下门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袭争夺，则有讼焉；产业继嗣，则有讼焉；冒姓占籍，降服归宗，则有讼焉；昏姻违律，则有讼焉；户役隐漏，则有讼焉。或谱据遗失，或奸徒伪撰，临时炫惑，丛弊滋焉。平日凡有谱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又不鲜也。古无私门之著述，盖自战国以还，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隶於官守，则人不胜自用之私。圣学衰而横议乱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传志之猥滥，说部是非之混淆，其渎乱纪载，荧惑清议，盖有不可得而胜诘者矣。苟於论定成编之业，必呈副於志科，而学校师儒从公讨论，则地近而易於质实，时近而不能讬於传闻，又不致有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殆不可以胜计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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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地志统部

     阳湖洪编修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用《一统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隶府厅州县。余於十年前，访洪君於其家，谓此书於今制当称部院，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以明例义。洪君意未然也。近见其所刻《卷施阁文集》，内有《与章进士书》，繁称博引，痛驳分部之说。余终不敢谓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当复云云者。则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忆矣。因疏别其说，存示子弟，明其所见然耳，不敢谓己说之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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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部之制，封建之世，则有方伯。郡县之世，则自汉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统部之官，虽有都督总管诸名，而建府无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统部之说，至以《禹贡》九州，画分郡县，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虽官制统辖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举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虽亦分路，而诸路俱以行省平章为主，故又称行省。而明改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则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统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连四字为言，而行省则又可单称为省，人情乐趋简便，故制度虽改，而当时流俗，止称为省。沿习既久，往往见於章奏文移，积渐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旧制；而沿习称省，亦仍明旧。此如汉制子弟封国，颁爵为王，而诏诰章奏，乃称为诸侯王；当时本非诸侯，则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尽如明旧，故正名自当为布政使司。百馀年来，因时制宜，名称虽沿明故，而体制与明渐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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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洪君书以乾隆为名，则循名责实，必当称部院而不当称布政使司矣。盖初制巡抚无专地，前明两京无布政使司，而顺天、应天间设巡抚；顺天之外，又有正定，应天之外，又有凤阳诸抚。不似今之统辖全部，自有专地。此当称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抚无专官。故康熙以前，巡抚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则二品，副都御史则三品，佥都御史则四品；今则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画一制度，不复如钦差无定之例。此当称部院者二也。学差关部，皆有京职，去其京职，即无其官矣。今巡抚新除，吏部必请应否兼兵部都察院衔。虽故事相沿，未有不兼衔者；但既有应否之请，则亦有可不兼衔之理矣。按《会典》、《品级考》诸书，已列巡抚为从二品，注云：“加侍郎衔正二。”则巡抚虽不兼京衔，已有一定阶级，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军知县事，虽有京衔，不得谓州县非职方也。此当称部院者三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戎政为总督专司，而巡抚亦有标兵，固无论矣。坛庙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抚主祭。则当称部院者四也。宾兴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钤榜者，而今用巡抚关防。此当称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户礼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内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内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归一，而分驿传之责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权归於督抚，其职任与前异。故上自诏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抚为封疆，而不曰轺使；皆谓布政之司为钱谷总汇，按察之司为刑名总汇，而不以布政使为封疆。此尤准时立制，必当称部院者六也。督抚虽同曰封疆，而总督头衔则称部堂；盖兵部堂官，虽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为主者也。巡抚头衔则称部院；盖都察院堂官，虽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为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隶总督之府州县，而断无不隶巡抚之府州县也。如河南、山东、山西，有巡抚而无总督。巡抚不必兼总督衔。直隶、四川、甘肃，有总督而无巡抚，则总督必兼巡抚衔。督抚事权相等，何以有督无抚，督必兼抚衔哉？正以巡抚部院，画一职方制度，并非无端多此兼衔。此尤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其必当称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会典》则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计，户部奏销，礼部会试，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盖巡抚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抚实止十五，总督兼缺有三。）故江苏部院，相沿称江苏省久矣。苏松布政使司，与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闻公私文告，有苏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见分部制度，今日万万不当称使司，必当称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抚印用关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为地方正主，可谓知一十而忘其为二五矣。如洪君说，则其所为府厅州县之称，亦不当也。府州县固自有印，厅乃直隶同知，止有关防而无印也。同知发知府印，而关防可领职方；巡抚分都察院印，而关防不可以领职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当称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谓今制督抚，当如汉用丞相长史出刺州事，州虽领郡，而《汉志》仍以郡国为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间。此比不甚亲切。今制惟江苏一部院，有两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汉制之一州必领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则阚氏《十三州志》，自有专书，何尝不以州刺史著职方哉。此当称部院者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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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抚与三使司官，宾主间耳。其稍尊者，不过王臣列於诸侯之上例耳。自後台权渐重，三司奉行台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计典奏销，宾兴祭祀，皆布政使专主，故为统部长官，不得以权轻而改其称也。我朝百馀年来，职掌制度，逐渐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与按察使官，分治钱谷刑名，同为部院属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参政参议耳。一切大政大典，夺布政使职而归部院者，历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统部之当称使司，与改称部院，乃转无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习便而称直省，不特部院无更新之名，即使司亦并未沿旧之名耳。律令典例，诏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称；惟《一统志》尚沿旧例，称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时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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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统志》乃馆阁书，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谓统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当以司为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为部院者，以渐而更，非有一旦创新之举，故馆阁不及改也。私门自著，例以义起，正为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尽为洪君书也。今之为古文辞者，於统部称谓，亦曰诸省，或曰某省。弃现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称，於古盖未之闻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无使司之称；（彼时理必当称使司。）则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辞，有当称统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节文称某部；流俗或云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节文则曰诸部某某等部；庶几名正为言顺耳。使非今日制度，则必曰使司，或节文称司，未为不可，其称省则不可行也。或云：诏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为辞语故无伤，非古文书事例也。且如诏旨章奏文移，称布政为藩，按察为臬，府州县长为守牧令，辞语故无害也，史文无此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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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和州志皇言纪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书使於四方，则书其令。”郑氏注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是也。书其令，谓“书王命以授使者”是也。乡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颁之乡吏。”孔氏疏“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内六乡，天子自治，则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国，以其国制自为《春秋》。（列国之史，总名《春秋》。）然而四方之书，必隶外史；书令所出，奉为典章。则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岁首必书王正，而韩宣子聘鲁，得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是。盖书在四方，则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国，亦自外史颁而出之。故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於同文之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