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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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後起之书，易於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後复攻前，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於前，其翻阅者，犹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於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习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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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设，於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於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为後人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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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永清县志文徵序例

    《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徵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徵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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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未有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後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於治道，《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於纪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无疑。後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於史事复奚裨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釐正，别具《文徵》，仍於诗文篇後，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於叙例，申明其旨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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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後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於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於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後，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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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者，裁入书志之篇；其关於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於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钜，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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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之体，各有识职，徵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今采得奏议四篇，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於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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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徵实叙录

     徵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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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於叙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馀，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记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数典之源，本乎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具专家，《戴记》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议》，应氏《风俗通议》，蔡氏《独断》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於专门学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於是无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後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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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可以听後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实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