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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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凡捐资修志，开局延儒，实学未闻，凡例先广，务新耳目，顿易旧书；其实颠倒狙公，有何真见？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齐，文辞尚贵真实，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隽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饩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後凌前替，修新志者，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龙；欧、宋成书，《旧唐》遂可覆瓮与？仆以谓修志者，当续前人之纪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於後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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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志之为体，当详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今既无及，当建言为将来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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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讬作传，全无徵实。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後患之虚心尔。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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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於无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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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上六条，就仆所见，未敢自谓必然。而今世刻行诸志，诚有未见其可者。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於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竞，文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牴牾，则其於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乃如足下负抱史才，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向与仆往复商论，窥兄底蕴，当非苟然为者。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致币敦请，自必一破从前宿习；杀青未毕，而观者骇愕，以为创特，又岂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书矣。仆於此事，无能为役，辱存商榷，陈其固陋之衷，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兄其有以进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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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日前敬筹末议，薄殖浅陋，猥无定见，非复冀有补高深，聊以塞责云耳。乃辱教答，借奖有加，高标远引，辞意挚恳，读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负良史才，博而能断，轩视前古，意志直欲驾范轶陈，区区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鷇。乃才大心虚，不耻往复下问。鄙陋如仆，何以副若谷之怀耶？前书粗陈梗概，过辱虚誉，且欲悉询其详。仆虽非其人，辄因高情肫挚之深，不敢无一辞以覆，幸商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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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裁宜得史法也。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僭妄。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纪载之实也。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意当法古人。外纪年谱之属，今世志乘，百中仅见一二。若考之与传，今虽浑称志传，其实二者之实，未尝不载；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体多失之繁碎，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范史分三十志，《唐书》广五十篇，则已浸广。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馀。议者讥为科吏档册。然亦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也；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类推。篇首冠以总名，下乃缕分件悉，汇列成编；非惟总萃易观，亦且谨严得体。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又何观焉？或以长篇大章，如班固《食货》，马迁《平准》，大难结构。岂知文体既合史例，即使措辞如布算子，亦自条理可观，切实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顾虑，好为繁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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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文宜标作者也。班袭迁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别异；以《史》、《汉》同一纪载，而迁史久已通行，故无嫌也。他若诏令书表之属，则因其本人本事而明叙之，故亦无嫌於抄录成文。至《史记》赞秦，全用贾生三论，则以“善哉贾生推言”一句引起。《汉书·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一句作收。虽用成文，而宾主分明，不同袭善。志为史体，其中不无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则作者本名，自应标於目录之下。今若刊去所载文辞，分类载入考传诸体，则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须仍复如《史》、《汉》之例，标而出之。至文有蔓长，须加删节者，则以“其略曰”三字领起，如孟坚载贾谊诸疏之例，可也。援引旧文，自足以议论者，则如《伯夷列传》中，入“其传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缀序引，後附论赞，今世纂家，多称野史氏曰，或称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协；莫如直仿东汉之例，标出论曰、序曰之体为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异，或加案曰亦可。否则直入本文，不加标目，随时斟酌，均在夫相体裁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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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体宜归画一也。列传行述入艺文志，前书已辨其非。然国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属紧要。盖典章法令，国有会典，官有案牍，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遗脱，不患无从考证。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显，太常议谥，史臣立传，则姓名无由达乎京师。其幽独之士，贞淑之女，幸邀旌奖，按厥档册，直不啻花名卯册耳。必待下诏纂修，开馆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详备，则日後何由而证也？夫传即史之列传体尔。《儒林》、《游侠》，迁《史》首标总目；《文苑》、《道学》，《宋史》又画三科。先儒讥其标帜启争，然亦止标目不及审慎尔。非若後世志乘传述碑版，统列艺文。及作人物列传，又必专标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贤、文苑之类，挨次排纂，每人多不过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传略。夫志曰轩实录，宜详於史，而乃以略体行之，此何说也？至於标目所不能该，义类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则於《周臣》阙韩通耳。按《史记》列传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标出总目。《汉书》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标出总目。江都传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东方特好诙谐，不必列入《滑稽》。传例既宽，便可载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录而入之。但以庸滥徇情为戒，不以篇幅广狭为拘，乃属善之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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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断宜守谨严也。史迁序引断语，俱称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别於叙事之文，并非专标色目。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於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後，屋下架屋，斯为多文。自後相沿，制体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