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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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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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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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徵。今仿《旧闻》之例，载於本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於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而未能包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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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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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於《艺文》目下，但注有传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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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覆崔荆州书

    前月过从，正在公事旁午之际，荷蒙赐赆赠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达官场缓急情事，屡书冒渎，抱惭无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缆匆忙，未及开视，曾拜书，俟旋省申覆；舟中无事，亦粗一过目，则叹执事明鉴，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见，送志稿时，执事留日无多，即云：“志颇精当；内有讹错，亦易改正。”数语即为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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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诸缙绅，磨勘月馀，签摘如麻，甚至屡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惭无地！然究竟推敲，不过职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错落；文徵碑记一卷，时代不按先後，诚然牴牾。然校书如仇，议礼成讼，办书之有签商往复，亦事理之常。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今人修书，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况职官、科目二表，实有办理错误之处；亦有开送册籍，本不完全之处。文徵则因先已成卷，後有续收，以致时代有差。虽曰舛误，亦不尽无因也。而诸绅指摘之外，严加诋诃，如塾师之於孺子，官长之於胥吏，则亦过矣。况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无差失，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今开卷第一条，则凡例原文云“方志为国史要删”，语本明白。要删，犹云删要以备用尔。语出《史记》，初非深僻。而签改为要典，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事理失实，而语亦费解矣。文徵《二圣祠记》，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顷复活”。化即死也，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签立化句云“有误，否则下文复活无根。”由此观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诃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职官、科目之表，舛误自应改正。然职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再取每属之职官科目，逐一分格，则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汉书·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内各注名目，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今签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体文字分编，通部一例，偶因碑记编次舛误，自应签驳改正可也。今签忽云：“学校之记当前，署廨列後，寺观再次於後。”则一体之中，又须分类；分类未为不可，然表奏、序论、诗赋诸体，又不分类，亦不签改，则一书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观之，其人於书之体例，原不谙习，但知信口詈骂，不知交际有礼义也。其馀摘所非摘、驳所非驳之处甚多，姑举一二以概其馀。则诸绅见教之签，容有不可尽信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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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志》风俗，袭用旧文，以谓士敦廉让。今观此书签议，出於诸绅，则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虚实，而於体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编次，一味横肆斥骂，殆於庸妄之尤，难以语文风士习矣。因思执事数日之间，评定志稿得失，较诸绅汇集多日，纷指如麻，为远胜之，无任钦佩之至。但此时执事无暇及此，而鄙人又逼归期，俟明岁如签声覆，以听进止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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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冲要；而县志尚未裒合成书，文献之徵，阙焉未备。余有志蒐罗，下车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後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录之列於卷首，杂采缀记之附於卷末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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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徵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後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於今，犹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於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徵，甚皎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