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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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庄王时，太子违犯茅门之法，廷理依法处理，太子哭着要庄王诛廷理。庄王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对廷理不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级，太子则请罪认错。此事被传为美谈。

　　子文为令尹时，廷理因犯法者为子文族人而释之，子文指责廷理说：廷理之职为“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今弃法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国人的爱戴。

　　《说苑·至公》记，虞丘子荐孙叔敖为令尹后，虞丘子家人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对楚王说：“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孙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国法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后人的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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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孕育出来的，所以楚人的精神世界中，保留了许多氏族社会的遗风。当中原的理性精神逐渐突破鬼神迷信的束缚之时，楚人却仍沉浸原始宗教狂热之中。在初期是以拜日崇火尊凤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疆域的扩展，楚人除了保留本氏族的传统信仰之外，还把征服的各地的神灵兼包并蓄于自己的意识之中，逐渐形成多元的信仰。《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即指楚人原始宗教中这种泛神论的倾向。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迎合新的时尚，其信仰也经常改变成分，更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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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人信奉的神灵有天神，如有上皇（太乙）、日神（东君）、云神（云君）、司命（大司命、少司令）、风伯（飞廉）、雨神（屏号）、日御（曦和）、月御（望舒）等；有地神，如有山神（山鬼）、水神（地宇）、土伯（冥主）、海若、河伯（冯夷）、洛嫔（宓妃）、湘君、湘夫人等。还有人神（祖先之神），有祝融、颛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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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众多的神灵中，太乙是全天最尊之神。它的出现与楚国君主制的加强和天文知识的增进有关。太乙本来是相当时天极星中最亮的一颗星，因它在星空中处于临制四方的位置，正好用它来映照人间的君主、所以成了众神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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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充当人神中介的神职人员。古代巫者知识面较广，又多杂迷信，兼能驱疾，因而又有“巫医”的身份，楚人有民谚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楚人崇巫，巫者的地位较高。《国语·楚语下》：“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观，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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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不是人人都可担当的，观射父曾对楚昭王说：“民之们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叨，在女曰巫。”因而在楚国曾有以巫为世官的家族，忆观射父，其先人即曾做过“佐开卜”和“卜尹”。楚国的巫往往通医，“巫彭作医，巫咸作篮”②，即指此，巫与医，一身二任，所以孔子合称为“巫医”，可见巫不仅可以交神鬼，而且可以寄生死。这也是楚国民间小巫很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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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和卜筮是巫觋勾通人神的主要手段。祭祀是供物敬事鬼神，以求福佑的宗教行为。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等诗描述祭祀之礼，一般是占筮以择吉日，参与者斋戒沐浴，由巫者持长剑出场，祭祀之所设有神位，神位前有案、几、席之类，按时令、方位、祭祀对象的礼仪要求而设的各类供祭之物，然后奏乐，歌唱，巫者盛服而舞。降神的目的，是要尽人间的享乐方式而使神愉悦，从而使求神者得到福佑。在国家宗庙祭祀仪式上，楚王必须亲自备办祭祀礼品，否则，会被认为神鬼不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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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人有成文的有关祭祀的法典，称为《祭典》。包括用牲，神位安排，降神、迎神的程序，祭祀吉日的选择，以及祭祀等级、对象的规定等。如《祭典》上说：“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尽管楚国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祭祀的各种行为规范，但由于楚人笃信巫鬼，仍有违反祭典规定进行祭祀活动的，古称为淫祀。如《汉书·地理志下》论楚地之俗就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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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人的祭祝对象可以分为天神、地抵、人鬼三类。其最重要的对象是祖先（人鬼）。包山２号墓竹简所记祭祀的祖先有楚族的远祖老童、祝融等以及邵[力它]家族的祖先昭王、文坪夜君等。当时祭祀礼仪必须依尊卑、贵贱、长幼、亲疏之序而行，实质上是借神的力量来明确参加祭祝典礼者的身份等级，因而被当作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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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楚人信来的神灵众多，所以祭祀的对象很多。楚国公室所格外重视的，是祭把祖先和大川。祭把的作用是“昭孝息民，抚国家，宠百姓”，使“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

　　祭祀与祈祷是分不开的。凡是祭祀必有求于神灵，如疾病告神以求痊愈，求雨，求年谷丰收，求战争胜利等，故而楚祭祀多用祷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