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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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於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於《艺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学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据引称述，杂见传纪章表者，不尽出於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於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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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言公中

     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於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於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与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操术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处其易，後人立言处其难。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体而不能不呻，岂有计於工拙敏钝，而勉强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穷毕生之学问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师之智，务为无实之文，则不喜而强为笑貌，无病而故为呻吟，已不胜其劳困矣；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窃据自擅之虚名，前无所藉，後无所援，处势孤危而不可安也，岂不难哉？夫外饰之言，与中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可知也。不欲争名之言，与必欲争名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与公之之言，与私据独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将有志於道，而从其公而易者欤？抑徒竞於文，而从其私而难者欤？公私难易之间，必有辨矣。呜呼！安得知言之士，而与之勉进於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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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未有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对，既受无後之诮，而且得蔽贤之罪矣。古未有窃人之文以为己有者，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既思欺君，而且以谗友矣。窃人之美，等於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归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荐辇者之贤，而用缟素哭祠之成说，是即伯宗兴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赞助所为宪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宪令之善也。韩琦为相，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或谓韩公无文章，韩谓“琦相而用修为学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呜呼！若韩氏者，可谓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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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功次之。功欺一时，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伪讬古人者，奸利为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则罪尽於一身，奸利则效尤而蔽风俗矣。齐邱窃《化书》於谭峭，郭象窃《庄》注於向秀，君子以谓儇薄无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说显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窃之者，盖穿窬胠箧之智，必有窜易更张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侮圣人之言，而窃比河间、河内之蒐讨，君子以为罪不胜诛矣。夫坟典既亡，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如古文之采辑逸书，散见於记传者，几无遗漏。）亦未必无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恶於作伪者，遗篇逸句，附於阙文，而其义犹存；附会成书，而其义遂亡也。向令易作伪之心力，而以采辑补缀为己功，则功岂下於河间之《礼》，河内之《书》哉？（王伯厚之《三家诗考》，吴草庐之《逸礼》，生於宋、元之间，去古浸远，而尚有功於经学。六朝古书不甚散亡，其为功，较之後人，必更易为力，惜乎计不出此，反藉以作伪。）郭象《秋水》、《达生》之解义，非无精言名理可以为向之亚也；向令推阐其旨，与秀之所注，相辅而行，观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岂至遽等穿窬之术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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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则书有时而亡，其学不至遽绝也。盖学成其家，而流衍者长，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孔氏古文虽亡，而史迁问故於安国，今迁书具存，而孔氏之《书》，未尽亡也。韩氏之《诗》虽亡，而许慎治《诗》兼韩氏；今《说文》具存，而韩婴之《诗》，未尽亡也。刘向《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亡，而班固史学出刘歆；（歆之《汉记》，《汉书》所本。）今《五行》、《艺文》二志具存，而刘氏之学未亡也。亦有後学讬之前修者，褚少孙之藉灵於马迁，裴松之之依光於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术近，其书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残阙，半述於庄生，杨朱书亡，多存於《韩子》；盖庄、列同出於道家，而杨朱为我，其术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骋，未足名家，有道获亲，幸存斧琢之质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获传；惠施白马三足之谈，因庄生而遂显；虽为射者之鹄，亦见不羁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琐细之言，初无高论，而幸入会心，竟垂经训。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国；时俗苗硕之谚，证於身心。其喻理者，即浅可深；而获存者，无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难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实之势殊，公私之情异，而有意於言与无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语也。故曰：无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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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细民之讼，两造具辞，有司受之，必据其辞而赏罚其直枉焉。所具之辞，岂必乡曲细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赏罚，不加为之辞者，而加之讼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计其所出也。墓田陇亩，祠庙宗支，履勘碑碣，不择鄙野，以谓较论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岂无三代钟鼎，秦、汉石刻，款识奇古，文字雅奥，为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虽庸而不可废；无当於事，虽奇而不足争也。然则後之学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据为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与议於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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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指远辞文，《大传》之训也。辞远鄙倍，贤达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辞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为立言之则欤？曰：非此之谓也。《易》曰：“修辞立其诚。”诚不必於圣人至诚之极致，始足当於修辞之立也。学者有事於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有其故，而修辞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达其诚也。“《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易》以道阴阳”，《诗》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为奇与葩者，则固以谓不如是，则不能以显阴阳之理与性情之发也。故曰：非求工也。无其实而有其文，即六艺之辞，犹无所取，而况其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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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陈琳为袁绍草檄，声曹操之罪状，辞采未尝不壮烈也。他日见操，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焉。使为曹操檄袁绍，其工亦必犹是尔。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於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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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讬於公，不必尽出於己者，何也？盖谓道同而德合，其究终不至於背驰也。且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与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废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言之从同而异，从异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举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君子恶夫盗人之言，而遽铲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传，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论述，是乃无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属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尔。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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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言公下

      於是泛滥文林，回翔艺苑；离形得似，弛羁脱韅；上窥作者之指，下挹时流之撰。口耳之学既微，竹帛之功斯显。窟巢讬足，遂启璇雕；毛叶御寒，终开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别生於近晚。譬彼觱沸酌於觞窦，斯褰裳以厉津；隄防拯於横流，必方舟而济乱。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贯。惟日用而不知，鸮炙忘乎飞弹。试一揽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