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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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於元明，其体本於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後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馀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翦裁，其所长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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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於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徵，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徵，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於家谱者矣。未闻取於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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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於志事，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徵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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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战国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以为橐钥；所谓旁摄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者也。後汉尝移荆州治此，盖外控诸蛮，则州部之内，千里晏然。隋唐以来，益为全楚关键。五季马氏既并朗州，而後屹然雄视，诸镇莫敢与抗矣。盖北屏荆渚，南临长沙，远作滇、黔门户，实为控要之区，不其然欤？我朝奕世承平，蛮夷率服，大湖南北，皆为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满州将军驻防荆州，遂移提督军门，弹压常德。後虽分湖南北为两部院，而营制联络两部，呼吸相通，故节制之任，仍统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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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承乏两湖，尝按部常德，览其山川形势，慨想秦汉通道以来，治乱机缄，割制利弊，与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进守土长吏，讲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霳，悃愊吏也。六条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辑於康熙九年，故册荒陋，不可究诘；百馀年之文献，又邈焉无徵；於是请事重修。余谓此能知其大也。虽然，方志遍寰宇矣，贤长吏知政事有恒，而载笔之士，不知辞尚体要，猥芜杂滥，无讥焉耳。即有矫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辞采，学士侈其蒐罗，而於事之关於经济，文之出於史裁，则未之议也。13k4j国k1jda学iuf57网97n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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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稽章典籍学诚，游於余门。数为余言史事，黎然有当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属典籍，为之撰次，阅一载而告成。凡书二十四篇；为纪者二，编年以综一郡之大事；为考者十，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为表者四，年经事纬，以著封建、职官、选举、人物之名姓；为略者一，为传者七，采辑传记，参合见闻，以识名宦、乡贤、忠孝、节义之行事。纲举而目斯张，体立而用可达。俗志附会古迹，题咏八景，无实靡文，概从删落。其有记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证事实，润色风雅，志家例录为艺文者；今以艺文专载书目，诗文不可混於史裁，别撰《文徵》七卷，自为一书，与志相辅而行。其搜剔之馀，畸言脞说，无当经纶，而有资谈助者，更为《丛谈》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区分类别，所以辨明识职，归於体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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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披览舆图，则善德、桃源之为山镇，渐、潜、沧浪之为川泽，悠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爰求前迹，有若马伏波、应司隶之流，制苗蛮於汉世；李习之、温简舆其人，兴水利於唐时；因地制宜，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讨论，不可以不豫也。盖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本非两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而推明大旨，以为求治理者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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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荆州富於《禹贡》、《职方》，雄据於三国六朝五季，而冲要岩剧於前明。盖至今所领仅七城，而於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犹为重望云。三代画州，荆域袤延且数千里，无可言也。汉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说刘表曰：“荆州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忠武说昭烈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用武之国。”六朝争剧於萧梁，五季称雄於高氏，一时献奇借箸，腾说虽多，大约不出蒯、葛数语。然是时荆州，实兼武陵、桂阳诸郡，幅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则今荆州境矣。彼时王国所封，蔚为都会。我朝因明旧治，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旋改满营，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远安隶荆门州。於是荆州所部，止於七县。然而形势犹最诸府，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而东延西控，联络故自若也。至於时事异宜，则满汉分城，民兵不扰；漕兑互抵，转饷无劳，亦既因时而立制矣。惟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视昔为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治倾圮。天子南顾畴咨，特命重臣，持节临莅，发帑二百万金，钜工大役，次第兴举。余於是时，奉命来督两湖，夙夜惴惕，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仰答诏旨。咨於群公，询於寮寀，群策材力，幸无陨越。而亿兆生灵，皆蒙恺泽，而出於昏垫，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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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年，民气渐苏，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阴张君方理，始欲整齐掌故，为後持循；旋以事去。继其任者，永济崔君龙见，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崔君以名进士起家，学优而仕，其於斯志，盖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部目可考，遗文逸句，犹时见於群书所称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仅见著录而无其籍。康熙年间，胡在恪所修，号称佳本，而世亦鲜见。今存叶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旧文，体例谨严，纂辑必注所出，则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则一秉史裁，详赡博雅之中，运以独断别裁之义。首纪以具编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诸考，人物详於列传，亦既纲举而目张矣。又以史志之书，记事为主。艺文仍著录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选诗文杂体；其有矫而正者，则又裁节诗文，分类隶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仿选例以辑文徵。自云：志师八家《国语》，文徵师十五《国风》，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又采辑之馀，琐事畸言，取则失裁，弃则可惜；近人编为志馀，亦非史法。今乃别为《丛谈》一书，钜细兼收，而有条不紊，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昔罗愿撰《新安志》，自谓儒者之书，不同钞撮簿记。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视罗氏雅裁，有过之而无不及已。会湖北有《通志》之役，聘会稽章典籍学诚，论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识，与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屡质於典籍，往复商榷，时亦取衷於余。余故备悉其始末，而叙於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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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石首为荆州望县，两汉本华容地，晋平吴，分华容置县，因山以石首名。赵宋改治调弘，易名建宁。寻迁绣林山左，复名石首。元大德中，又迁楚望山下。历明至今，文物声名，为荆部称盛。县志不修，近六十年。旧志疏脱，诠次无法，又阙数十年之事实。知县玉田王君维屏，因余撰辑通志，檄徵州县之书，乃论次其县事，犁剔八门，合首尾为书十篇，以副所徵，且请余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