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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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篇末，与傅维雲议，其初不过所见有偏，及往复再辨，而强辞不准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乐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维雲则谓“三代以上圣贤，事已见经籍者，史迁仍入《史记》，史迁所叙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汉书》；不以他见而遂略。前人史传文集，荒僻小县，人罕尽见，艺文中如乐毅《报燕王书》、韩维《僖祖庙议》，不当刊削。”其说是也。陆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过於孔子。《左传》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产之详，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产之多；相鲁适楚，删书正乐，事之章章於万世者，曾不一见；《孝经》、《论语》，《文言》、《系辞》，昭昭於万世者，曾不一见。以孔子万世圣人，不必沾沾称述於一书，所以尊孔子也。”此则非陆氏之本意，因穷於措辞，故为大言，以气盖人，而不顾其理之安，依然诋毁阳明习气矣。《左传》乃裁取国史为之，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义与《春秋》相为经纬。子产、叔向，贤而有文，又当国最久，故晋郑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详也，关一国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时，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是与国事相关，何尝不详载乎？其奔走四方，与设教洙泗，事与国政无关，左氏编年附经，其体径直，非如後史纪传之体，可以特著道学、儒林、文苑等传，曲折而书，因人加重者也。虽欲独详孔子，其道无由，岂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谓《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入《左传》，亦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谬与前说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说，以不载为尊，则帝典之载尧舜，谟贡之载大禹，是史臣不尊尧、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诗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删述《诗》、《书》，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说尚可通乎？且动以孔子为拟，尤学究压人故习。试问陆氏修志初心，其视乐毅、曹彬、韩维诸人，岂谓足以当孔子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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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引太史公《管晏传赞》有云：“吾读《管子》、《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可见世所有者，不必详也。此说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盖重在轶事，故为是言。且诸子著书，亦不能尽裁入传，韩非载其《说难》，又岂因其书为世所有而不载耶？文入史传，与入方志艺文，其事又异。史传本记事之文，故裁取须严；而方志艺文，虽为俗例滥入诗文，然其法既宽，自可裁优而入选也。必欲两全而无遗憾，余别有义例，此不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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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