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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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朴素的凡人

　　汉朝人发现，孔子的相貌很像开国皇帝刘邦，是一副皇帝脸，所以称孔子为“素王”，就是虚龙假凤的意思，于是有了“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说法。儒家则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

　　有一次，子夏问孔子：“甜美娇巧的微笑那样喜人，美丽生动的眼睛那样生辉，您却说素雅才是最绚丽多姿、美丽动人的，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论语？八佾》）他的意思很明白：必须得先有“素”（白色的丝绢），然后才能施以五彩，“绘”成图画。

　　孔子“绘事后素”的理论，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念和美学思想。古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恬淡冲和、沉静高洁的审美观——以素为雅，以纯为美，以淡为本，以静为质。

　　当然，生活中的孔子也是素雅的。他喜欢素淡的饮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他一身素朴的衣服，子路说孔子“虽穿着破絮袍与穿貂裘的人并户而立，却不感到耻辱。”

　　素者，俗也。“人食五谷，焉能不俗”，孔子是圣人，孔子其实也是俗人。比如他就说过：“如果财富可以求得，那么即使做市场守门人这样的贱职，我也愿意干。”在评论道德追求的自觉性时，孔子打了一个很俗的比喻：“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谓“话糙理不糙”，他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

　　“纳俗于礼”就是孔子的风俗教化思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雅俗共赏的《诗经》是可以演奏的音乐，不仅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而且对于品行修为、文化传播、政治教化都有很大的功用。

　　孔子其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率性而为的凡夫俗子，我们看到了一位已经走下神坛的常人、脱去圣服的布衣。准确地说，孔子是内“圣”（思想伟大）而外“俗”（容止平凡）的。

　　孔子认为：被成败淹没者，俗人也；以成败阅世者，圣贤也。其实人生本无俗圣之分——取自然之力，使自己强大的是圣贤；取自然之力，跟自己较劲的是俗人。成俗成圣，全在自己而已。

　　一个执着的达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孙绰在《论语集注》中曰：“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这种“迟暮伤逝”之见，在后世应和者众。但程子和朱子，则以“道体”和“进学”别解其意。程子注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兴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朱子注说：“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他们与“迟暮伤逝”的解说是背反的。

　　南朝学者皇侃在其《论语义疏》中的解说最得其要：“逝，往去之辞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语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此解既坚持了郑玄的认识而又有所引申，关键之处便是“向我非今我”——过去的我（存在）非今天的我（存在）——这颇具禅机的话语，将“逝者如斯”的涵义破解得恰到好处。

　　从孔子说来，对于自己的主张不能见行于当世，他的确有过烦忧甚至感伤。但这并没有成为他的思想基调，他将真理的追求视为人生要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同时，面对“道之将废”，孔子亦归之于时运，并且“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这里所体现的不仅是对“道”的自信，也是对未来的期待与推动。

　　联系到孔子“智者乐水”的认识，可见他始终保持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如果用“迟暮伤逝”去解说孔子的临川之叹，虽不能说毫无凭据，却不大符合孔子的思想和襟抱。如何理解孔子这一喟叹的精确要义呢？其一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时光易逝而人生苦短，要想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有所作为，就必须珍惜光阴。其二是弃旧图新的人生观，“向我非今我”，要学会总结人生经验与教训，为将来的人生定立方向。

　　“逝者如斯夫”，即便是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辉煌，也只证明过去而不能代表未来。人生的行囊不能空空如也，也不能积存过重；人生之旅不能不有所回望，也不能因此驻足徘徊。人们应当以变易的态度审时度势，以从容的气度坦然前行，脚步才会迈得稳健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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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坦诚的学人

　　孔子论学习的三重境界，即《论语》开篇那三句话，能使人豁然开朗。

　　第一境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即能够感受辛勤学习温故知新之乐。学习本来并不是一件人人会天生感到愉快的事。

　　所谓“君之不悦，正坐不学”，意思就是不经历学习的过程，不但无法体会学习的快乐，而且会给自己造成不快乐的根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本来是教人潜心学习的意思，反过来，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学习之乐。一个人修养达到这种境界，就能感受到学习的愉悦。所以，热爱学习以学为乐，是最起码的境界。这种境界，如“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即能够感受朋友之间进行切磋批评，从而获得取长补短的快乐。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的魅力，不仅来自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热情，更多的则来自他尊重批评、“过而能改”的人格魅力。“朋”之难得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说，就是对批评所持的态度。所以，是否真心欢迎批评，尤其有了一定成就之后能否继续真心欢迎批评，就成为治学的鞭策。进入这种境界，好比“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一步跨出去，人的胸襟气度、眼光视野就会发生质的飞跃。

　　第三境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能够感受那种好学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快乐。

　　如何对待“人不知”，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对待名誉地位利益实惠的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一天到晚揣摩如何出名牟利，如何升官发财，如何讨谁人欢心？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孔子认为，“人不知而不愠”是治学的最高境界。这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以享受自得自在的寂寞了。

　　孔子从根本上揭示了学习的本真状态，即是对“大道“的领悟、践履以及密不可分的愉悦的情感体验。

　　一个快乐的真人

　　《论语》经典阐述“乐”有两处：一是“孔颜之乐”，一是“吾与点”。

　　孔子感叹：“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最欣赏、最得意的弟子无疑是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就是说，颜回与孔子心心相印，孔子得“乐”，并认为颜回亦同样得此之“乐”，故“孔子之乐”与“颜回之乐”异曲同工，后世并称“孔颜之乐”，甚为恰当。“孔子之乐”、“颜回之乐”，从文字表面来看，两者趋于一致，即“乐”非关穷达，能超越穷达而自得其“乐”。

　　“吾与点”出自《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孙华四人侍坐于孔子，孔子言假若有知己者，则如何展现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各言其志，但不外于安邦定国之外在事功，于此，孔子不以为然，于是转而问曾皙。其时，曾皙悠然地鼓着瑟，瑟毕，然后才作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不觉地感叹：“吾与点”。作为“与点”的对立面，子路、冉有、公孙华三者之志是“功名”之象征，欲达于“吾与点”之境界，当不矜功名，不计利欲，从而能超尘脱俗，由此显示出“吾与点”之宽坦、悠远，“日常生活”之洒落、淡泊。

　　孔子日常生活洋溢着“乐”，“乐”亦就是孔子所欲之境地，所谓“仁者不忧。”（《论语？宪问》）“仁者”是孔子的理想人格，而其特征就是“乐”。《论语？里仁》更直接地指出：“不仁不可以久处乐，不可以长处乐。”亦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何以处于“仁”时，就可乐？孔子并非仅耽于山水之乐。“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是最好的回答。“常戚戚”意味着患得患失，“坦荡荡”则表明胸中洒然，若无所系，回到了本然之态。对孔子而言，就是生活之本态、本然。按本态、本然去行，就是“乐”；若患得患失，反而背离生活之本态、本然，则非乐也。这就是说，所谓“仁者”，并非特立卓行、高缈不及之人，而是悠然自适、任性随缘，似之为“凡庸”者。